1944年12月，八路军战士陈平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日军关进了塘沽集中营。当时集中营的一千多人都被强迫换上了劳工的服装，准备送到日本去当苦力。到了身体检查时，一个奇怪现象出现了，十多个本来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突然成了残疾人，胳臂耷拉着，抬也抬不起，动也动不了。 检查的日本医生，望着条条残臂，只好摇摇头，取消了这十几个人的去日本的资格，因为日军要的是劳动力，这些人胳膊都断了去了也干不了活。接着，在体检时，又出现了十几个生殖器溃烂的“花柳病”患者，看了着实让人恶心。日本医生连声大骂，把这也让也推出了体检行列。 事后陈平才知道，这些断了胳膊的人都是为了逃脱去日本的厄运，而残忍地自残身体。劳工中有一个祖传正骨术的中医，体检前他偷偷给那几个人把胳臂搞得脱了臼，很疼痛，但不红肿，就像多年旧残疾一样。体检完了，他又给一条条“断臂”复了位。而那几个花柳病患者也是假造的，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在体检前几天硬是忍着剧痛，用砖头木棍之类的东西，将生殖器砸破。到体检时已经溃疡得血肉模糊，瞒过了日本医生的眼睛。 本来日本有一条专门前来塘沽运输劳工的船，每星期从塘沽到下关走一个往返，每次运千余名劳工去日本。但是几天前这艘船在途中被美国飞机炸沉了，全船的人包括无辜的劳工都葬身大海了。 塘沽去日本的航线一时不能恢复，陈平等人也就滞留了下来。日军对这群劳工开始了疯狂的虐待， 一切行动都受到严格限制，动辄棍棒交加，食物越来越少越坏，闹病的却越来越多，有的还不容得咽气就给拉出去活埋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死了两百多个人。劳工们不堪忍受这非人的待遇，连续发动了两次集体越狱暴动，由于组织得不好，日军监视严密，只逃出少数人。一些被抓回来的，有的被扒光衣服，泼上凉水，在海河岸上去冻着，冻得通身冰凌而死去；有的被乱棍打得半死，被拉到葬人场喂了野狗。 到了1945年3月，陈平等人在日本兵的押送下被装进了火车，从塘沽押往青岛，出集中营不远，陈平看见了路边一片盐碱滩上的乱葬岗。天上盘旋着上百只乌鸦，地上群集着几十条野狗。由于这些野狗长年吃腐肉，列车经过时，竟然红着眼发疯地向列车扑来，嚎叫着追出好远。 列车行经杨柳青、泊头，发生了两次十多人跳车逃跑事件。可是刚跳下几个，押车的日军就拉了紧急制动阀，追下车去追杀射击，几个跳下车的战俘劳工都死于非命。为了防止跳车事件再次发生，日军在德州车站换了闷罐车，而且从此断水断食。过了两天三昼夜，到青岛下车时，又有一批劳工死于气闷和饥渴的折磨。 陈平这批人下了火车后，被押进了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当时那里已关押着四五百名劳工。陈平后来回忆说：“塘沽集中营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而青岛的集中营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有些劳工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去日本，又不肯释放，就长年押在那里做活死人。乍一见了，吓得我不敢看他们，见了这些新来的难友，他们就晃晃荡荡地奔上来搭话。可是，他们早已不会讲话了，只是瞪着突出很大的眼睛，伸着干树棍似的脖子，嘶嘶地叫了几声，像濒死小猫的“咪咪”叫声。” 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条件极差，连日方的记载也称：“那是临时木板房间建筑，在150平米的地方挤入七百至八百人，无采暖等设备，因为疲劳与寒冷，疾病频发，从而出现死亡者。其拥挤程度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据日方职员讲述：被关押的人，即使是冬天，也是围着一条毯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睡觉。因食物极坏，每日都出现死亡者。 在塘沽集中营里吃的杂合面窝窝头，是用豆饼、苦橡子和粗劣的高粱混合磨制的，总算还有粮食成分在内；而青岛集中营的饽饽里，有不少木棍、草屑、纸片之类的垃圾，很难下咽，怎么也吃不出粮食味来，哪怕是霉烂的。后来，在日本兵押着他们去外边做工的路上，陈平把一块窝窝头扔给了路边的一条野狗，野狗却嗅了嗅那块饽饽扭头走开了。 青岛当时很缺水，集中营建在高冈上，自来水管早已干了。每天由伪警押着几个劳工出去用一个小水罐拉一次水，每人连半小碗也难喝到。陈平深深感到干渴比挨饿还要难受的滋味，五脏六腑里一阵阵就像起了火，烧得周身发干，七窍生烟。很多难友发疯地躁跳。 塘沽集中营是在海河入海的滩头，空场很大，空气还算新鲜。而青岛劳工集中营，是一个不大的院落，上千名劳工拥挤在一座阴暗潮湿的仓房里，上下两层通铺，劳工们头抵头、脚抵脚地睡在一起，翻翻身都很困难。仓房一端隔开两段，一段住危重病人，一段存放尸体。 陈平毕竟还是幸运的，在4月时，他和一个熟悉青岛情况的难友，利用外出劳动的机会，逃出了集中营，回到了根据地。 这段集中营的经历，让陈平永生难忘，他说：“我经历过过残酷的战争，见到过日军屠杀的现场，但都没能使我像在劳工集中营那段生活那样，什么时候想起来，周身每根神经都战栗。那一双双瞳孔散开绝望的至死也不闭合的眼睛，那块连狗也不吃的食物。几十年来竟然一次又一次地入梦，把我从噩梦中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