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与自己“有过节”的人的？他对陈独秀的种种，是最好的回答：坚决对事不对人。至于如何做到对事不对人，则要从具体的历史细节中找寻答案了。 毛泽东比陈独秀小了14岁，某种程度上两人差着辈分。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时，毛泽东还只是长沙一个小学教员。 两人的初见，与后来的产生裂缝，继而分道扬镳，完全是两种极端。 初见时，毛泽东是陈独秀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粉丝，他甚至还给《新青年》投稿了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不过发表时，他用的是二十八画生的笔名。 之后不久，筹划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的毛泽东来到北京，并在杨昌济的帮助下，见到了正在北大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 初次见面，两人只进行了短暂的谈话，所谈也不过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一些相关。可毛泽东却激动极了，他后来回到杨昌济家，一见杨开慧就激动地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不得不说，到这里，毛泽东对陈独秀是带着滤镜的，也难怪会如此，毕竟陈独秀是那个年代的顶级名流，是所有读书人的样榜。 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也参加了很多学术社团活动，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他开始信奉马列主义，正是在这期间。 毛泽东与马列主义，相当于“金风玉露”之相逢，这注定是互相成就的开端。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效仿陈独秀创办了《湘江评论》，它相当于一个地方版的《新青年》。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这一举措，当然赞赏不已。 陈独秀被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还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不用看原文也知道，这是一篇为陈独秀呐喊的文，文末，毛泽东甚至还写了一句：“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出狱后，也在《新青年》上，如回应一般地写了一篇名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文里，陈独秀将毛泽东等称为：“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 后来，陈独秀还多次表扬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组织取得的成就，这算是他对毛泽东的肯定。他还提携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核心层担任二把手。 然而，随着革命大业的推进，与毛泽东出现理念不和的陈独秀，对毛泽东组织的湖南农民运动意见越来越大。这当然是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反对暴力。而毛泽东则主张暴力革命，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湖北汉口党的最高会议“八七”会议上结合中国当时国情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也是因为两人意见主张截然相反，如今的很多影视剧中，都会有毛泽东和陈独秀为“枪杆子”问题公开争执的画面。这些虽然是杜撰的，但也是符合史实的。毕竟，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是非常激烈的，他曾严厉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是对的，陈独秀是错的。他因为寄希望于国民党，甚至失去了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 陈独秀最终与中共决裂，国民党拉拢他无果，便将他投入狱中，一关就是五年。毛泽东虽早已和陈独秀在政治上决裂，可他在心底深处，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的负面情绪。 这是毛泽东厉害的地方，他从来不将任何事上升到个人恩怨上，对待陈独秀亦是如此。要做到这点，非得注意力永远在大事上、在人民身上，而非在自己身上才行。 也因为对陈独秀没有私人怨恨，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曾为他能重新回到党内想了各种法子。他站在陈独秀立场，给他搭建好了“回来”的台阶：只要他做到三点就可回来，即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而这三个条件，实际就是一封检讨书搞定的事。 可执拗的陈独秀放弃了这个“最好的道路”，选择了隐居四川江津，此后一直到死，他也未再参与政治。 陈独秀拒绝毛泽东，在寻常人看来，是让人极不爽的一件事，对于这样的人，普通人难免觉得人不可理喻、敬酒不吃吃罚酒。可毛泽东却在被拒后，只是一声长叹，并没有其他的任何情绪。 陈独秀在隐居4年后，因误食有毒的胡豆花辞世，享年63岁。 陈独秀去世的第十个年头，即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抵达陈独秀老家安庆，并特地询问了陈独秀后人的境况。得知其唯一存活的三子陈松年还在当地，且因为子女众多，不得不卖房维持生计时，他道：“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毛泽东特地打了招呼后，安庆方面开始给陈松年按月发放30元生活补助金，这一补助金，相当于当时的平均工资标准。确定了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身份后，颁发了光荣证（由陈松年保留）；陈松年还被安排到窑厂担任干部，每月可在补贴外拿到可观的工资。 可以说，毛泽东对陈独秀及其后人的态度，深度诠释了“对事不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