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来访中国，梁启超和徐志摩对他盛赞不已，但陈独秀、吴稚晖、鲁迅等人则持反对之声。陈独秀说：“太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卑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就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鲁迅在《照相》中揶揄泰戈尔和徐志摩等人：“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熏上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吴稚晖的冷水则泼得别开生面：“太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印度人）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英人）自己恶贯满盈，那就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语：‘把自己做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以上来自周静庭《逝水人生——徐志摩传》。
按：从对泰戈尔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各自的胸怀、格局以及政治视野。陈、吴、鲁皆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倾向于打烂一个旧世界再造一个新世界。而从泰戈尔至甘地，印度人的精神领袖一脉相承，总是寄希望于强者的怜悯。他们是改良主义者——而这正是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政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