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刚接完头准备回家，却看到一个小姑娘偷偷向他摆手，瞬间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他迅速转身离开 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全国的战局风云变幻，而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白色恐怖也达到顶点。 重庆，这座山城作为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据点，成为特务机关的重中之重。军统、中统特务密布，全城暗哨林立。 地下党组织的每一次行动都如同刀尖起舞，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灭顶之灾。 4月18日，重庆老城区的街头依旧车水马龙，表面看似平静，但暗处却早已波涛汹涌。这一天，李维嘉像往常一样，奉命与上线同志完成接头。 他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一名骨干，负责情报传递、组织活动的协调工作。这次接头地点选在闹市区的一处茶摊，周围人群熙熙攘攘，有利于隐蔽行动。 接头的过程短促又精准。李维嘉与上线以报纸作为掩护，仅几句话就完成了情报的交接。 对于外人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街头闲聊，但实际上，这些情报直接关系到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稍有差池，便可能葬送全局。 接头完毕后，李维嘉不动声色地离开茶摊，朝着家的方向走去。他家位于老城区的一条小巷深处，周围居民多为贫苦百姓，这里不仅隐蔽，还是党组织设立的一处秘密联络点。 李维嘉行至巷口时，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不远处的小巷里有一个熟悉的小姑娘正向他悄悄摆手。 这小姑娘不过十岁左右，穿着普通，脸上却透漏着不合年龄的沉着与急切。她的动作很隐晦，但目光里却透着明确的警示。李维嘉心中顿时警铃大作，凭借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瞬间判断出情况不对。 多年来的地下斗争让他深知，任何异常的信号都可能意味着危险。没有丝毫犹豫，李维嘉迅速转身，佯装若无其事地朝反方向离去。 他边走边快速思索：特务可能已经在家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甚至连周边的巷道都布满了眼线。任达哉叛变的事情刚刚发生，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冒险返回。 李维嘉转身后，凭借着对重庆老城区地形的熟悉，他在狭窄的巷道中穿梭，不断绕路，躲避可能的追踪。 他最终来到一处隐秘的地下联络点——一间不起眼的茶馆后屋。这是党组织事先安排的应急据点，用于危机情况下的临时联络。 在茶馆后屋，李维嘉迅速写下两封信。第一封是给《挺进报》编辑陈然的，内容通过暗号告知他情况危急，必须立即销毁一切相关资料并迅速转移；第二封是给党组织书记刘镕铸的，详细说明任达哉叛变和自己当前处境，请求迅速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他将信件藏好，随即离开茶馆，展开下一步行动。 李维嘉冒着巨大的风险，首先赶往陈然的住所。他轻轻敲门，却无人回应。实际上，陈然当时正在住所内忙于排版印刷下一期《挺进报》，印刷机的轰鸣声掩盖了敲门声。无奈之下，李维嘉将信件从门缝塞入，迅速离开。 接着，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刘镕铸的住处。刘的住所位于城郊一处农家小院，行程中充满危险。他多次遭遇疑似特务的尾随，但凭借灵活机智，他成功甩掉了跟踪者，最终将信件交到刘镕铸手中。 刘镕铸读罢信件，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当即决定出城，将重要情报和名单带到更为安全的地区。同时，他指示李维嘉回城内继续通知其他同志尽快撤离。 李维嘉返回城内后，借助熟悉的群众基础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他通过暗号敲门，将危险信号逐一传递给尚未暴露的同志。 有的同志迅速销毁重要资料后，成功逃离；有的则利用事先布置好的秘密通道转移到郊外联络点。 在这场危机中，普通群众的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个向李维嘉摆手的小姑娘，正是受父母的影响对地下党抱有敬意。她的一个细小动作，救下的不只是李维嘉个人，还有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整体安全。 虽然这次危机中地下党组织付出了一定代价，陈然最终因未及时撤离被捕，但得益于李维嘉和同志们的机智应对，《挺进报》的发行工作得以部分转移，党组织的核心力量也得以保存。这次事件成为重庆地下党斗争史上一次惊心动魄但成功的危机化解。 重庆解放后，李维嘉继续在城市重建、经济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以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为稳定社会局势、发展党组织贡献力量。 随后，他还领导了川康边的游击斗争，解放川西南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李维嘉在党和政府的多个岗位上继续奋斗，为四川的农业发展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8年4月18日的那场危机，不仅是李维嘉个人经历中的生死时刻，更是重庆地下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缩影。 它展现了地下党员的智慧、群众的支持以及组织的坚强生命力，也为解放战争胜利的画卷增添了一抹惊心动魄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