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后，熠熠生辉的龙袍还未等欣赏，立马暗淡下去逐渐变黑，周围的文物也灰飞烟灭，眼前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存在多年的文物为何在刹那间消失殆尽。 1955年的深秋，历史学家吴晗向上级部门递交了一份特殊的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发掘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长陵，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墓。 长陵作为明朝最为宏伟的帝陵之一，其建造工艺与规模都远超其他皇陵。但经过专家们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发现长陵的发掘难度远超当时的技术能力。 在反复权衡之后，考古专家组将目光转向了规模相对较小的定陵。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的陵墓，位于今天的北京昌平区。 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历史研究的迫切需求。考古界的专家们希望通过发掘明代帝陵，能够系统地研究明朝的丧葬制度和器物特征。 1956年初，在历史学家郭沫若、吴晗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这项考古计划开始逐步推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家正式批准的帝王陵墓发掘工程。 定陵的选址具有其特殊性。作为万历皇帝的陵墓，其建造年代相对较晚，保存状况预计会比其他明陵更好。 然而，当时的考古队伍面临着诸多技术限制。1950年代的中国考古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对于大型帝陵的发掘经验极为有限。 在正式开展发掘工作之前，考古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准备工作。他们详细测绘了地面建筑，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这项工程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支持者认为，这将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反对的声音则担忧，在技术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发掘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时间证明，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当时的考古队伍虽然具备基本的发掘能力，但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准备明显不足。特别是对于织物、漆器等易损文物的保护措施，存在明显的技术空白。 整个发掘计划的启动过程中，也反映出当时的学术环境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工作更多地带有破除封建迷信的意味。 这种考古理念与现代文物保护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考古更强调对文物原貌的保护，而不是单纯的发掘和研究。 1957年初，在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后，定陵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当考古队打开地宫大门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震撼。地宫内部保存完好，陈列着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 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考古人员开始记录和提取各类文物。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许多织物类文物在接触到外界空气后，开始迅速变色氧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万历皇帝的龙袍，原本金丝织就的华贵龙袍在短时间内就失去了光泽。 这种情况在其他类型的文物上也不断出现。漆器表面开始剥落，金属制品表面出现锈蚀，有些文物甚至在提取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分解。 在皇后墓室中发现的凤冠更是令人惋惜。这些工艺精湛的金丝凤冠，即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也难以复制。 考古队总共发掘出四顶造型各异的凤冠，但由于保护措施不当，这些价值连城的器物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共出土了四千多件文物，其中包括上百件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了金银器、玉器、织物、漆器等多个类别。 然而，由于当时缺乏相应的保护技术和设备，许多文物在出土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特别是那些有机质文物，更是经受不起突然的环境变化。 最令人痛心的是帝后棺椁的处理。这些由金丝楠木制作的棺椁，原本保存完好，制作工艺精良。 但在发掘过程中，这些珍贵的棺椁未能得到妥善保护。三口造价昂贵的金丝楠木红漆棺椁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 定陵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见证。比如皇帝和皇后的冠冕。 这些器物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但可惜的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未能完整保存下来。 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确实做了详细的记录工作。他们绘制了大量的图纸，拍摄了众多照片。 但是仅仅依靠这些文字和影像资料，已经无法弥补那些损毁文物带来的历史损失。这些珍贵的文物本可以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研究价值。 一些专家曾经感叹，如果能够等到技术更加成熟的时候再进行发掘，也许结果会完全不同。但历史没有如果，定陵发掘的教训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考古史上。
这次发掘虽然获得了大量的考古发现，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许多来之不易的文物在出土的瞬间就已经开始走向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