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云南昭通北门街一算命先生迎来3位年轻人，其中一位提笔写下了一个“马”字。先生说道：“马在门内有灾祸，出去闯大有作为。”不料，多年以后3人竟然携重金前来拜谢先生。 民国时期，文人群体在精神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复杂的平衡。那些性格外向、善于交际的人，依靠频繁的社交活动和师友往来，生活得相对充实。而性格内向、不擅交际的人，在社会动荡和个人挫折中，往往陷入迷惘与绝望，甚至走向极端，比如梁济和王国维相继投水自尽。为了对抗内心的困惑，许多人求助于占卜和算命，将其视为摆脱绝境的外力。西南地区的两位预测大师王篾匠与仇瞎子，便因精于此道而广为人知。 王篾匠是一位以篾匠手艺闻名于成都的民间艺人，算命仅是副业。他的占卜方式全凭个人心情，遇到看得顺眼的顾客便说两句，看不顺眼则一言不发，只专注于自己的篾匠活计。在北洋时期，许多川中军阀在决策开战前都会来找王篾匠卜问吉凶。他的卦象准确与否难以定论，但几十年后，这些军阀仍对其言论津津乐道，足见其影响之深。 仇瞎子，原名仇庆云，是一位眼盲后靠占卜为生的江湖术士。他失明前饱读儒、佛、道经典，尤其对《周易》造诣颇深。行走江湖后，他逐渐声名鹊起，抗战时期更是成为许多政界人物的座上宾。川中邓锡侯、杨森，云南龙云，华北宋哲元等军政要员都曾请他预测过未来，甚至国民党的将领邱清泉也曾找他算卦。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发生在1910年的云南昭通。当时，一位算命先生接待了三位年轻人，其中一人写下了一个“马”字。先生说道：“马在门内是灾祸，出去闯荡则大有作为。”多年后，这三人果然大有所成，带着重金回来答谢先生，证实了他的一语成谶。 1930年深秋，云南昭通北门街飘着细雨。一辆轿车缓缓停在了挑水巷口，走下来三位衣着体面的中年人。街坊们纷纷侧目，有人认出这是当朝云南主席龙云及其两位重要幕僚卢汉、邹若衡。三人撑着油纸伞，沿着青石板路往巷子深处走去。 这条老街二十年来变化不大，依然是那般市井气息。街角一间低矮的木楼前，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上书＂仇老先生相命＂。三位显贵轻轻推开了这扇饱经岁月的门扉，门内的老先生抬起了浑浊的双眼。 ＂先生可还记得，二十年前我们三个年轻后生来访的事？＂龙云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放在桌上，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老先生摸索着将手中的算命簿放下，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是写＇马＇字的那位公子？＂ 这一声＂公子＂将时光拉回到1910年。那时的北门街，也是这般热闹。三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因为听闻街巷里有位神算，便凑上前去一探究竟。他们便是年方二十六的龙云，以及他的表弟卢汉和挚友邹若衡。当时的龙云提笔写下一个＂马＂字，让这位素不相识的算命先生相上一卦。 ＂马在门内有灾祸，出去闯大有作为。＂这简单的十二个字，竟成了改变三人命运的转折点。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三位云南政坛的重要人物，特地带着重金前来答谢这位慧眼识珠的先生。 龙云打开包袱，取出一封厚厚的银票和几锭白银，恭敬地放在桌上。老先生伸出苍老的手，再次轻轻触摸了龙云的手掌、虎背和脚踝，忽然叹息着说出两个字：＂可惜。＂话音未落，便又陷入沉默。 1936年，仇庆云受邀前往长沙，与友人张棣堂相见，住在对方的寓所。张棣堂是军界名人，与仇庆云有世交之谊。听闻仇庆云以摸骨闻名，便请他为自己占卜一番。仇庆云为其摸骨后，断言他骨相极佳，遇事能化险为夷。张棣堂闻言大喜，邀请好友一同体验摸骨。 两名上校团长接受摸骨后，其中一人被仇庆云劝诫称会有血光之灾，建议早日避祸。一人听从劝告辞职返乡，另一人不以为意继续带兵。半个月后，“六·一”事变爆发，那位未听劝的团长在战事中身亡，而另一人则安然无恙。此事传开后，仇庆云声名大噪。 1939年初，仇庆云在桂林开设相馆，吸引了众多达官贵人前来求卜。一次，宪兵总司令谷正伦化名前来让仇庆云摸骨。仇庆云摸完后评价其“龙头狗身骨”，能居高位掌生杀大权，但需积功德少杀人为妙。一日，两位长者前来摸骨，仇庆云摸后断言二人“大限将至”，并拒收费用。事后得知，这两人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亲属。消息传到两位将军耳中，引发震怒。李宗仁与白崇禧虽欲治仇庆云“造谣惑众”之罪，但因其与多位政界要员交好，最终指示将其驱逐出桂林。 然而，这位江湖术士并非真正依赖“天赋异禀”。据后人揭露，仇庆云熟谙诊脉技术，在摸骨前常通过脉象了解对方健康状况。同时，他的助手会提前调查求卜者的背景，重要信息通过暗语传递给仇庆云。例如，他曾预测李宗仁叔父“寿命将至”，其实是基于诊脉发现对方的隐疾。 晚年的仇庆云在台北继续开设相馆，但因名声渐衰，生意惨淡。他的助手胡小姐在离开后揭露了他的秘技，指出他的预测往往依赖信息搜集与伪装的诊脉技巧。这篇文章在美国报刊发表，揭开了他声名背后的真相。最终，这位曾在江湖间叱咤一时的术士在寂寥中度过余生，留下一个真假交织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