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蒋梦麟过生日，在北京宝华楼宴请吃饭。席间，擅长看相的卢毅安，为胡适算命看相。胡适觉得颇为有趣，记在日记中“他说我的将来卅四岁生活有大变;卅四五岁须远行;风波很多，寿约七十岁。”对此，胡适不以为然。历史34岁，胡适婚变，结束和曹成英的恋情。35岁，胡适前往英国。1962年，胡适病逝。这一日，他七十岁零两个月，算命那一年，胡适33岁。 1924年，胡适在北京宝华楼与友人共度生日，席间气氛轻松，宾主尽欢。宴席中，擅长看相的卢毅安为胡适算了一卦。虽然胡适一向对命理学抱有怀疑态度，但出于好奇，他并未拒绝。 卢毅安观察过胡适的面相后，开口道出一番预言。他说胡适未来的命运将在34岁时发生重大变化，并指出他将在34至35岁之间经历一次重要的远行，同时还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会遭遇不少波折，寿命大约在70岁左右。 尽管卢毅安的这番言辞颇为神秘，胡适听后却并未放在心上。他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记录了这次算命的过程，并表示对这些言辞并不信服，认为这不过是寻常的占卜之谈。然而，时光流转，历史似乎按照预言的轨迹展开。 自幼受到母亲严格的教导，胡适早年便展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八岁时，他便开始阅读诸多经典文献，十岁时，他已深入研读《资治通鉴》，并受其影响，逐步形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在那个信仰宗教的年代，胡适对传统的神佛信仰产生质疑，成为了无神论者。 随着年岁的增长，胡适的求学之路愈发明确。17岁时，他已在《竞业旬报》担任编辑，这一工作让他接触到各种新思潮，锻炼了他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接受书本的知识，而是注重对书中文字背后的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1910年，胡适如同许多青年才俊一样，怀抱着对西方文化的渴望，赴美深造。他的留学费用来自“庚子赔款”，这一段历史虽带着屈辱，但也为他提供了向更高学术殿堂迈进的机会。 胡适最初选择在康奈尔大学修读农学，然而他终究难以割舍对文学的热爱，一年后转入文学系深造。四年后，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成为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学生。在杜威的影响下，胡适的思想进一步受到启发，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到见解。 1917年，胡适响应陈独秀的邀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的归国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震动了整个知识界。 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起，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坚决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的勾结。胡适在言论上直言不讳，针对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并努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在外交领域，胡适同样表现出坚定的爱国立场。二战爆发后，他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际外交，公开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在美方考虑与日本达成妥协时，胡适毫不犹豫地发出抗议，最终促使美国政府作出调整，支持中国抗战。 1949年，胡适再度前往美国。此行原本是为了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推动他心中理想中的“自由中国”，然而最终并未如愿。胡适的生活开始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在纽约如何生存下去。 胡适在纽约的住所并不宽敞，与过去在北京大学的豪华居所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尽管他曾在北大的薪水足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但他一生的慷慨和助人为乐的性格让他并没有积攒下多少财富。 无论是为困境中的学生顾颉刚、林语堂等人伸出援手，还是为生活拮据的朋友提供资助，胡适总是心甘情愿地付出，甚至从自己的收入中挤出部分帮助他人。正因为如此，他的经济状况早已不如从前，尽管名声仍在，生活却愈发艰难。 胡适的生活压力不仅仅来自经济上的困境，还因为健康日益恶化。年老体衰，心脏病时常发作，而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未能为他提供足够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低落。 尽管如此，他依然继续保持学术研究，撰写论文，讲述自己心中所期盼的“自由中国”。与中国的友人们保持着联系，尽管他的经济状况不佳，仍能从事学术研究和国际讲学。 1951年，胡适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担任图书馆馆长。这一职务让他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尽管薪水远未达到他在北大时的水平。 随着身体状况的不断恶化，他在一年后选择辞去这个职务，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并继续为传播中华文化而演讲。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他早已逐渐消逝的健康。 1957年，胡适应台湾政府邀请，接受了中研院院长的职位。直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蔡元培馆”会议后突发心脏病，最终去世，享年七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