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林是开国上将杨至成的侄子，据他回忆说：1963年，杨至成写信给他，让他在老家挑选一位女保姆到北京，月工资35--41元。 杨至成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在其政治生涯中，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觉悟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致力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时刻关注全局利益，展现出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他的工作态度一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的表弟周铨定建议他在武汉寻找一份工作。面对亲属的邀请，杨至成表现出非凡的职业操守和坚定的原则性。在接待表弟几天后，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指出自己虽然在武汉拥有管理财务、物资和工厂的权力，但这些资源属于人民，绝不允许用于个人私利或亲属关系的谋取。他坚决拒绝了利用职权为表弟谋取职位的请求，强调了“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理念。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杨至成对党的绝对忠诚，也彰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不让表弟因为自己的拒绝而感到困扰，杨至成为表弟购买了车票，准备好了行李，并亲自送他回到三穗的老家，确保了家庭和谐与个人原则的完美结合。 1957年12月下旬，北京的冬夜寒冷而宁静，杨至成和夫人乘车进入中南海。这一时刻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会面，更是对杨至成长期贡献的肯定。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出亲切的欢迎，展现出对老同志的尊重和关怀。两人之间的交流温馨而和谐，直至深夜，毛泽东主席邀请杨至成夫妇共进晚餐。尽管杨至成最初表示已经吃过晚饭，但毛泽东主席坚持要为他们准备一顿饭，体现出他对下属的关怀和对同志的重视。 杨至成最终接受了邀请，这一决定不仅是对毛泽东主席个人的尊重，也是对党的领导的认可。在晚宴上，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对杨至成多年来在供给部门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肯定了他在管理物资供应方面的出色表现。杨至成作为供给部长，长期以来负责确保党和国家各项物资的供应和分配，保障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他的工作不仅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杨至成在供给部门的管理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确保物资的公平分配和有效使用。他不仅注重工作效率，还关注到物资供应的质量和安全，确保每一项资源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他的领导下，供给部门运转有序，物资供应稳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此外，杨至成在处理公务中展现出的廉洁自律精神，赢得了同事和下属的广泛尊敬。他始终坚持公私分明，绝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严格杜绝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这种高尚的职业道德不仅增强了部门的凝聚力，也树立了良好的工作风气，成为其他干部学习的榜样。 在党的建设方面，杨至成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参与党的各项活动，推动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落实，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他注重干部队伍的建设，致力于培养和提拔有能力、有责任感的年轻干部，为党的事业储备了大量的人才资源。 杨至成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深深影响了周围的人。他的同事和下属在他的带领下，形成了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共同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杨至成以其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风范，成为大家心中的模范和榜样。 1963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开国上将杨至成，给远在家乡的侄子杨应林写了一封信。信中，杨至成提出希望从老家招聘一名女保姆到北京工作，并开出了35至41元的月薪。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份优渥的待遇。 杨应林收到叔叔的来信后，立即向县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县委对此高度重视，指示县公安局严格按照杨至成的要求，物色政治可靠、没有家庭负担的合适人选。公安局经过几个月的层层筛选，最终决定推荐石玉珍前往北京。 然而，石玉珍为了能够如愿以偿地到北京工作，在政审材料上做了一些＂手脚＂。她谎称自己没有母亲和弟弟，是一个无牵无挂的＂单身＂女性。事实上，石玉珍隐瞒了自己还有家人的情况。 刚开始的几天，石玉珍还勤勤恳恳地工作，但渐渐地，她的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石玉珍做事懒散，对杨家交代的任务常常敷衍了事，甚至有时还偷懒不做。除此之外，她的个性也很古怪，时不时就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吵吵闹闹，搅得杨家不得安宁。 杨家原本养了一些鸡鸭，希望石玉珍能好好照料，可她对这些小动物视而不见，根本不管不问。慢慢地，鸡鸭就开始生病死掉，杨家损失不小。更让杨至成夫妇气愤的是，石玉珍居然偷拿杨家的东西，这已经严重违背了做人的基本道德。 石玉珍在北京只待了短短几个月，就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三穗县。她辜负了杨家的信任，也辜负了自己原本的美好期望。从此，石玉珍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再也没有机会去外面闯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