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5岁的杨小民因故意杀人被抓，竟丝毫不惧，更甚至还叫嚣道：“我怕啥？我爸是省办公厅主任！”?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中央政治局于8月25日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标志着“严打”运动的正式启动。这一运动旨在通过“从重从快”地打击刑事犯罪，迅速恢复社会治安秩序，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确保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紧接着在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赋予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判处刑法最高刑罚的权力，甚至包括死刑；后者则大幅缩短了严重犯罪案件的审判程序，将上诉期限由原来的10天缩短至3天。这些决定的出台，为“严打”运动提供了法律和程序上的双重保障，使得打击犯罪行动更加迅速和严厉。 在“严打”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空前。例如，有的犯罪分子因“偷一元钱”而被判处死刑；有的因“耍流氓”被判处死刑、几十年监禁，甚至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劳改。1983年，一名王姓女子因与十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成为当年严打运动中的一个极端案例。此外，18岁的北京青年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等行为，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因流氓罪被判刑的个案。这些案件不仅展示了严打运动的严厉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维护治安和秩序的迫切需求。 “严打”运动不仅在法律和司法层面上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还具有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接受了特种训练。这些部队在短时间内被训练成高效的反犯罪力量，迅速投入到社会治安的维护中。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明确指出，必须清除刑事犯罪分子，否则国家将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困境，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难以巩固。这一政策不仅强调了打击犯罪的重要性，也凸显了维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紧迫性。 此外，严打运动的打击对象不仅限于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还包括“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的残余分子。通过将这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纳入严打范围，中央政界意图彻底清除任何可能威胁新中国稳定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理念起到了主导作用。他明确指出，应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视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强调“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这一观点为严打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道德正当性，尽管其极端手段引发了广泛争议，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政策被认为是必要且紧急的措施。 严打运动期间，党政军各部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同合作，共同参与到打击犯罪的行动中。地方法院被赋予更大的判刑权力，县区一级的法院可以直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而同级的党委领导也可以参与这一决策过程。 1979年的冬天，寒风凛冽，天色阴沉。一个身影在这凄风苦雨中缓缓前行，她叫王欢茹。王欢茹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件染满鲜血的衣服，那血迹已然变成了深褐色，触目惊心。泪水模糊了双眼，但她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到了省高院的门口。 ＂大家看看这件衣服！＂王欢茹举起手中的血衣，声音嘶哑却又异常坚定，＂这是我弟弟王强生前穿的衣服。就在几个月前，他被人残忍地捅了十几刀，惨死街头！凶手就是杨小民！＂ ＂可就因为凶手杨小民他爸是省委办公厅主任，他竟然逃脱了死刑，被改判死缓！天理何在，王法何在？我的弟弟就这样白白惨死，凶手却逍遥法外吗？＂ 接下来的几天，王欢茹每日都在省高院门前泣诉，所到之处无不引来大批群众驻足围观、声援。事态愈演愈烈，竟到了不得不出动警力来维持秩序的地步。然而民愤难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如此惨案，如此冤情，王欢茹誓要讨个公道，绝不罢休！在舆论压力和群众呼声下，此案不得不一再上报，竟惊动了时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对案情表示震怒，当即下令严查，务必秉公执法，严惩凶手！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85年7月，杨小民被依法判处死刑。多行不义必自毙，权势再大也逃不过正义的制裁！至此，王强的冤案终于昭雪，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王欢茹含泪谢天，弟弟在天之灵终可瞑目。虽历尽艰辛，但真相终会大白，正义终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