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借住胡适家时，有一次去逛了青楼，半夜才回去。他蹑手蹑脚回房间，生怕被胡适发现。但刚进门，他就惊呆了——胡适夫妇坐在他的房里，冷冷地盯着他。胡适的妻子掏出一套衣服，说：“赶紧换了！” 徐志摩生前在北京大学教书，那时的他常常为生计所困。由于陆小曼嗜赌成性，徐志摩不得不四处奔波，想办法还清她的赌债。在北大教书期间，为了节省开支，徐志摩只能借住在好友胡适的家中。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对这位寄人篱下的朋友十分关照。徐志摩也非常感激，总是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白天，他埋头工作，晚上则早早回到房间休息。只是内心的寂寞，他无处诉说。 这天晚上，徐志摩格外疲惫。好友老邓看出了他的心事，决定带他到八大胡同散散心。八大胡同是当时北京城里有名的风月场所，徐志摩起初有些犹豫，但在老邓的劝说下还是去了。 然而，习惯了陆小曼这样的美人儿，那些胭脂俗粉徐志摩怎么看得上眼。再加上他心中有愧，便借口头疼，一个人先行离开。谁知刚出门，天空就下起了大雨，徐志摩躲都来不及躲，瞬间就被淋成了落汤鸡。 到了胡适家，已是深夜。徐志摩生怕吵醒主人，蹑手蹑脚地往房间走。刚推开房门，却发现屋里亮着灯，胡适夫妇正端坐在那里，显然是特意等他回来。 徐志摩支支吾吾地编了个理由，说是学校有事耽搁了。江冬秀没再多问，从箱子里拿出一套崭新的棉袍和内衣裤，递给徐志摩:＂外面冷，我给你做了几件新衣裳，快换上吧，别再穿那身湿衣服了。＂ 1927年春，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新月社的一些成员因种种原因纷纷迁往上海。这一时期，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与经济中心，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成为他们寻求发展的理想之地。在这一背景下，著名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共同移居上海，开启了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新篇章。 徐志摩在上海的日子充满了社交与创作的双重忙碌。他积极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文化名流在上海环龙路的环龙别墅共同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书店不仅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更成为了新月社成员们思想碰撞与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胡适担任书店的董事长，余上沆则负责日常管理，后来由张禹九接任经理一职。这一合作模式，体现了新月社成员们在文化事业上的团结与协作精神。 同年，徐志摩并未因婚姻而停下脚步，他继续拓展自己的视野，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这些海外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化知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在异国他乡的见闻与感受，使得徐志摩的诗作更加多元化，融入了更多西方文学的元素，同时也保留了中国传统的韵味。 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教授，兼顾教学与创作，展示了他在学术与文学领域的双重才能。同年，他创办了《新月》月刊，这一出版物旨在传播新月社的文学理念，推动新文学的发展。《新月》月刊的创办，不仅为年轻的诗人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徐志摩在此期间发表了著名诗作《再别康桥》，这首诗于1928年12月10日在《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十号上首次刊登，迅速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再别康桥》以其清新的意境和深情的表达，成为徐志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深受读者喜爱。 《新月》月刊在其创刊期间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涵盖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刊物。通过《新月》，徐志摩不仅传播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也为其他新月社成员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推动了新月派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1930年，徐志摩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他被任命为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这一荣誉不仅肯定了他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地位，也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同年冬，徐志摩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继续在学术与文学领域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才华。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方玮德等人再次合作，创办了《诗刊》季刊。作为《诗刊》的一员，徐志摩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并参与了四期的编辑工作。《诗刊》的创办，进一步丰富了当时中国的文学刊物种类，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展示平台，也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多样化发展。 徐志摩在这段时间的经历，不仅展示了他在文学与学术上的卓越才能，也体现了他在推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他通过各种平台和途径，传播新月社的文学理念，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同时，徐志摩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也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崭露头角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