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天津警备区司令刚刚赴任，老部下偷偷送了1个铜火锅当贺礼。司令家的孩子

1964年，天津警备区司令刚刚赴任，老部下偷偷送了1个铜火锅当贺礼。司令家的孩子小，以为“铜火锅是组织分配的”，将铜火锅给收了下来。司令得知情况后，在会议上公开检讨，表示：“请撤销我的职务。”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对官员的评价体系源远流长，尤其是对“好官”的称颂，更是贯穿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在民间，人们常用“清官”来形容那些廉洁奉公、为民请命的官员。然而，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这类官员的称谓则更加多样化，包括“循吏”、“良吏”、“廉吏”等等。这些称呼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对官员品德的不同侧重，也展现了中国官僚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之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已经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司马迁将好官的标准定义为“行教、清廉、守法”，这一标准在战国、秦及汉初期尤为突出。当时，法家思想盛行，守法成为评判官员的重要标准。严格的法律体系要求官员不仅要依法行事，还要以身作则，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教化成为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准。儒家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和仁政，这一时期的好官不仅要清廉守法，更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影响和带动民众。 然而，教化的效果难以量化和考核，从三国末期开始，清官的标准逐渐转向“清、慎、勤”。这一转变受到了司马懿思想的影响，强调官员在治理国家时应保持清正廉洁，慎重处理事务，勤勉工作。这种标准化的评判方式，使得“清官”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清官相比贪官而言，因其对人民有益、为民做好事而更受民众的称道，他们的廉洁奉公、公正执法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被誉为“清官”的杰出人物，他们以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精神，成为后世的楷模。其中，包拯、海瑞、袁可立等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典范。 包拯，字希仁，北宋著名的清官，被百姓誉为“阎罗包老”。他以铁面无私、公正严明闻名，执法过程中不徇私情，敢于惩治贪官污吏。包拯在治理地方时，注重法治，严厉打击腐败，保护百姓的合法权益。他的刚正不阿，不仅使得地方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也赢得了人民的深厚信任和爱戴。 海瑞，明代著名的清官，以敢于责备皇帝和权贵而闻名。他在任职期间，严格执法，毫不畏惧权势，敢于揭露和惩治贪官污吏。海瑞的刚直不阿，使得他在官场上屡受排挤，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为私利所动。这种敢于直言、不畏强权的精神，使他成为后世敬仰的廉洁官员典范。海瑞的事迹不仅在民间传颂，也被纳入官方史书，成为清官形象的典型代表。 袁可立，清代著名的直臣，以敢于抗旨斩杀弄臣而闻名。他在任职期间，坚决反对朝廷内的腐败和不公，敢于对抗权贵，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袁可立的忠诚与勇敢，使得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敢于挑战权势的廉洁官员。他的行为不仅体现了个人的高尚品德，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正直与勇敢的推崇。 这些清官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不仅在道德上堪称楷模，更在实际治理中展现了卓越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他们的事迹之所以被后世传颂，不仅在于他们的高尚品德，更在于他们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维护社会公正。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仍有着深刻的启示。 1964年的一天，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刘海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站起身来，诚恳地说:＂我有一个错误需要向大家检讨，恳请组织撤销我的职务。＂话音刚落，整个会场一片哗然，大家面面相觑，不明白向来一身正气的刘司令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 原来，不久前的一个傍晚，刘海的小女儿刘美独自在家，听到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陌生叔叔，手里提着一个崭新的铜火锅。那人说，这是给刘司令的贺礼，快递到了就麻烦签收一下。刘美心想，爸爸向来兢兢业业工作，单位发个福利也是应该的。于是她愉快地收下了铜火锅，还对来人说了声谢谢。 等到刘海晚上回到家，看到桌上摆着个崭新的铜火锅，便皱起了眉头。他仔细询问刘美火锅的来历，刘美如实相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打他上任新职以来，时不时就有人想方设法给他送礼，可他一一拒绝了。没想到，今天居然有人直接把礼物送到了家里，还是自己的女儿代为收下，真是防不胜防。 第二天一早，刘海就把此事向警备区政委汇报，并当场写下了检讨。刘海的举动让在场的将士们无不动容，他们佩服司令的勇气和操守，更加坚定了跟随司令的信心和决心。 此后，刘海专门起草了一个关于拒收礼金礼品的规定，从制度层面堵住了这个漏洞。他以自己为镜鉴，教育全体官兵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一时间，在天津警备区上下，刮起了一股清正廉洁的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