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4年9月，太监在给同治帝洗澡的时候，发现他瘦如骷髅，肩背等处有很多斑疹，同治帝当即宣太医李德立，李德立看后，心里一惊。根据李德立的经验，这斑疹可能就是梅毒疹。 同治帝晚年时期，身体每况愈下。他日渐消瘦，形容枯槁，仿佛只剩下一具骷髅。宫中的太监在为同治帝洗浴时，发现他肩背处长有许多斑疹，心中惊疑不定。太监连忙宣太医李德立前来诊治。 李德立细细检查同治帝的身体，见到那些斑疹，心里顿时一沉。他凭借多年的行医经验，推断这很可能是梅毒的症状。然而，李德立并不敢贸然下定论，因为这关乎皇帝的健康和声誉，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慎重起见，李德立匆匆赶往太医院，向他的恩师张本仁求教。再次为同治帝诊脉，张本仁脸色凝重，对李德立点了点头，印证了他的判断。同治帝患上了梅毒，这对皇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慈禧太后见两位太医如此反常，便猜到他们有难言之隐。于是，慈禧太后屏退左右，严肃地命令他们道出实情。在慈禧太后的逼问下，李德立和张本仁终于鼓起勇气，坦言同治帝患的是梅毒。 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显得异常镇定。她不动声色地吩咐两位太医，要他们对外宣称皇帝得的是天花，并且按照治疗天花的方法用药。 然而，面对慈禧太后的淫威，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李德立和张本仁只能俯首听命。他们依照慈禧太后的吩咐，为同治帝开具治疗天花的药方。 果不其然，服用了错误药物的同治帝，病情迅速恶化。同治帝虽然年仅19岁，却因此英年早逝，成为大清王朝中最短命的皇帝之一。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个谜团。 他死后，惠陵作为了他的陵寝，坐落于景陵东南三公里处的双山峪，见证了晚清时期的皇家建筑艺术与政治象征。载淳在位十三年，生前未曾建造自己的陵寝，死后清廷于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选择双山峪作为其安息之地，寓意万年吉祥。此举不仅彰显了皇权的延续，也体现了对载淳统治时期功绩的肯定。二月二十三日，惠陵之名正式确定，标志着这一重大皇家工程的开始。 惠陵的建设始于光绪元年八月初三，历时三年零一个月，至光绪四年九月竣工，耗资四百多万两银子。这一巨大的投资不仅反映了当时清廷对皇帝陵寝建设的重视，也展示了清朝晚期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承修大臣醇亲王奕譞、左都御史魁龄、户部侍郎荣禄及署理工部侍郎翁同龢等高级官员的参与，进一步体现了惠陵项目在清廷中的重要地位和皇家的期望。 惠陵的建筑规制严格遵循定陵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进行了创新与调整。例如，惠陵未建圣德神功碑亭和二柱门，而是裁减了石像生和接主神道的神路。这种设计上的取舍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当时实际需求和资源的合理利用。陵寝的整体布局从南至北依次排列，结构严谨，功能分明。 首先，五孔拱桥一座作为陵寝的主要入口，象征着通向皇帝灵魂世界的通道。平桥两座则连接着各个功能区域，确保了整个陵寝的连贯性和美观性。石望柱两根高耸入云，既具装饰效果，又起到了指引方向的作用。牌楼门一座，作为象征性的门面，展示了皇家气派和庄严。 东西下马牌各一座，方便来访者停靠车辆，体现出当时交通发展的需求。神道碑亭一座，供奉着重要的祭祀用具，体现了清廷对皇帝陵寝宗教仪式的重视。神厨库一座，储存着祭祀所需的物资，显示出后勤保障的完善。井亭一座，为陵寝提供了必要的水源支持，确保了祭祀活动的顺利进行。 陵寝的主建筑隆恩门一座，作为进出主殿的通道，彰显了载淳皇帝的尊贵与威严。东西燎炉各一座，象征着净化与保护，寓意着对皇帝灵魂的守护。隆恩殿一座，作为陵寝的核心建筑，承载着最为重要的祭祀仪式，展示了皇家建筑的巅峰之作。琉璃花门三座，装饰华丽，增添了陵寝的艺术美感。台石五供一座，作为祭祀用品的存放地，体现了祭祀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惠陵的外围被砂山环绕，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象征着皇权的永恒与不朽。除东西值班房采用布瓦盖顶外，其他建筑屋顶均覆以黄琉璃瓦，象征着皇家的尊贵和高贵。这些设计不仅具备实用功能，更融合了艺术美学，展示了清廷在建筑技术和审美上的高超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惠陵所用的木料均为楠梃木，这种木材以其坚硬和耐久性著称，俗称“铜梁铁柱”。这种材料的选择确保了惠陵的大木构架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成为清末民初建筑中罕见的珍贵遗存。楠梃木不仅赋予建筑坚固的结构，也赋予了惠陵独特的历史质感，使其在岁月的洗礼中依然屹立不倒。 惠陵的建成不仅是清廷对皇帝的追思与纪念，更是当时政治与文化的重要象征。它体现了清朝晚期对传统礼仪和建筑风格的坚持，同时也展示了清廷在面对外部挑战和内部变革时，依然力求维护皇权和传统的决心。惠陵的存在，成为清朝晚期权力象征的一个重要标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稳定与皇权的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