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唐生智来到长沙和程潜、陈明仁商谈湖南和平事宜。为了掩人耳目，他时常邀请程潜、陈明仁玩麻将，在牌桌上讨论事情。 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逐步将桂系主力由湖北撤往湖南、江西。白崇禧当时虽然信任陈明仁，但是对程潜、唐生智却十分提防。 有一天傍晚，唐生智匆匆去找李觉，说:“我们赶快走。”李觉曾是唐生智的部下，当时也在长沙参与湖南和平的活动，他有些诧异，说:“等天亮再商量吧。” 唐生智说:“不行，赶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于是，李觉陪同唐生智坐着一辆吉普车，在黑夜中离开长沙，开往邵阳。天刚亮，在湘乡附近休息吃早饭时，唐生智这才惊魂未定地对李觉说：“昨天傍晚，有人秘密告诉我，白崇禧就要来长沙， 准备把颂公（程潜）和我用飞机弄到广州去，要我赶快走。如果真把我和颂公都弄走了，就等于软禁隔离，要想搞和平解放就难了。” 到了邵阳后，唐生智和李觉首先考虑的是在何处落脚的问题。他们怕招摇，不愿和当地军政人员打交道，旅馆也住不得，容易引人注目。李觉主张住到陈光中家里去，陈光中是湖南有名的顽固死硬分子，但是李觉和他却有一段渊源。原来，在抗战时期，陈光中违反军令差点被第三战区司令部枪毙，是李觉求情救了他一命。李觉倒也没有看错人，陈光中热情接待了唐生智和李觉。 在邵阳期间，唐生智一直住在陈家不出来，李觉则出面和在这里的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谢慕庄见了面，谢慕庄对李觉说:“邵阳驻扎的这个军，军长叫成刚，是黄杰的人。警备司令是魏镇，曾在桂军中当过师长。参谋长是宋涛。这几个人是我们经过考虑，为使白崇禧放心有意识安排的。” 魏镇、宋涛都是李觉保定军校的同学，李觉秘密地去见了这两人。 唐生智在邵阳只住四天就回东安去了，李觉则又返回长沙。分手时，唐生智告诉李觉，说有一位朋友叫刘寿祺的一同回长沙，要李觉在路上好好照顾。刘寿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教育部的督学，和唐生智有密切关系，后来李觉才知道刘寿祺是地下党。 李觉回到长沙后，向程潜报告了唐生智离开的经过，程潜也对时局表示的担忧，不久后，长沙绥靖公署开始向邵阳迁移，邵阳成了湖南和平运动的中心，李觉也在7月中心来到邵阳，并在谢慕庄家中，见到了地下党派来的联络员。 在李觉到邵阳几天后，程潜也带着部分幕僚来到了邵阳，原来，蒋介石、白崇禧对程潜施加压力，强行让他离职，湖南省主席交由陈明仁代理。程潜和李觉商议后，认为湖南解放在即，应该在解放军进入长沙之前发起起义，否则所谓的湖南和平解放就是毫无意义的。程潜让李觉前往东安去找唐生智，让唐生智到邵阳和程潜一同秘密返回长沙。 李觉来到东安和唐生智会面时，唐生智让李觉回去向程潜当面说明：在湘桂边区的一些地方武装，都还没有组织好，他本人一旦离开，怕造成紊乱。至于通电起义，唐生智满口赞成，表示由程潜全权代理，如果要签名，替他代签就是了。最后，唐生智又再三叮嘱李觉，让他回去后务必向程潜转达他不能同去长沙的苦衷。 当李觉回到邵阳后，程潜见唐生智未来，非常生气，说：:“他为何不来，这是关键的时刻啊！"李觉听了以后，深感没有完成这项重大任务，非常不安。 7月29日，程潜在陈明仁派人接应之下，秘密地返回长沙，留下湖南绥署参谋长王天鸣在邵阳负责联络。王天鸣和李觉是保定军校同学，但李觉为了避免使人注意，极少和王天鸣联络。 军事机关林立的邵阳，在程潜走后，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李觉非常忧虑，便赶到长沙向程潜汇报。在长沙，李觉会见了秘密进城的中共和谈代表李明灏;同时，了解到程潜、陈明仁决定在八月初通电起义，文稿都拟好了。陈明仁还分别召见了各军、师长，谈到时局日益紧张,湖南不能再打仗了，必须准备应变。整个形势确实很好，只是邵阳的乱局还待解决。 7月30日晚上，程潜来找李觉，告诉他长沙绥靖公署决定撤销，改为湖南绥靖总司令部，由陈明仁兼总司令，要李觉兼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并说在邵阳那里有副参谋长谢慕庄可以联系。 李觉马上推辞说:“我过去对绥署没有直接接触过，最好请一位副主任去主持，比较妥当。” 程潜没等李觉说完，就带着命令式的口吻很生气地说：“绥靖公署到邵阳的人一个不许留，都替我遣散，没有一个可靠的人。这事指定你去解决。” 李觉说:“绥署人员一遣散，绥靖总部又未成立，如何指挥呢？” 程潜说：“有警备司令部。有保安司令部，都可以调用。谢慕庄熟悉情况，让他配合你。” 第二天，李觉赶回邵阳，代替陈明仁行使绥靖总司令的职权，在湖南起义前夕，李觉在邵阳稳定局势，发挥了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