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清晨，解放军排长邢春生带领几个战士，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但还是没有找到陈长捷的所在。 在一个半堵墙前面，战士王义凤绕着墙转了半圈，发现了地下道的入口。他没有犹豫，端着冲锋枪就钻了进去。邢春生紧跟着冲过来。他命令几个战士在洞口警戒，他带着傅泽国随王义凤身后钻进洞内。 王义凤摸着洞壁一步一个台阶地走着，走了一阵子，他向左转了个弯，忽见有一缕光亮，原来这里有一个门，还挂着帘子。王义凤一挑帘子，跨了进去。只见，十多个军官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没有讲话，他们的脸上都落了一层霜。 王义凤大喊：“一律都给我站起来！”那十多个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只得举起了双手。 军官们开始往外走，唯有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反倒坐下了。他眯起眼睛，打量着王义凤，说：“我不出去，要你们的长官来谈判！” 王义凤拉动枪栓，警告说：“你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这人虽然不悦，也不得不站起来，王义凤这时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但见此人足蹬黑色长筒马靴，身披军大衣。他正要押着这些军官往外走，排长邢春生带着战士赶到了。邢春生说：“先别走，就在这里解决战斗。” 他们一齐下手把缴出的武器集中在一起，扔在一旁，又逐个地登记这些军官的姓名。当登记到那个人时，那人说了一个“陈”字，傅泽国就打断了他的话：“噢，知道了，你就是陈长捷司令吧！” 军官中有一个人走到邢春生面前，指着陈长捷，规规矩矩地说：“他有病，身体很弱，能不能让他坐下？”邢春生看了陈长捷一眼，答应了。陈长捷坐在他刚刚离开的皮转椅上，仍然勾着头。 邢春生走进地下室的另一间房子，只见里面摆满了发报机，几个报务员正在满头大汗地发报，邢春生走进来他们竟无暇顾及。“都站起来！”报务员停止操作，一个个站起来，摘下耳机。他们告诉邢春生，他们奉陈长捷之命正与北平、南京联系。邢春生讥讽地说：“不用联系了，你们的使命到此结束！”接着，几个战士过来封锁了报房。 20分钟后，营长朱绪庆赶到地下室。那些军官们一看此人是一个比邢春生更大的官儿，便赶快起立，站正。陈长捷与众不同，他慢腾腾地站起来，带着明显的不服气对朱绪庆说：“请你们的高级负责人来谈判！” 朱绪庆冷冷地说：“用不着谈判，你们已经被俘虏了！我们只要你做两件事：第一，通知你所有部队，立即停止抵抗。第二，无条件投降。” 这话刺痛了陈长捷。他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只是向他身边的参谋长点点头，然后又软绵绵地坐在皮转椅上。 一个军官告诉朱绪庆，他要执行陈长捷的命令，让他们的所有部队停止抵抗。朱绪庆允许报务员把这个命令传下去。但是，报务员怎么也联系不上，原来他们的联络网已经中断了。 朱绪庆又让陈长捷命令附近还在顽抗的敌军投降。陈长捷照办。他拿出一面小白旗，交给一个副官，让他去执行他的最后一道命令。 不一会儿，院内外的枪声就停止了。王义凤带着陈长捷出了地下室。外面的光线很亮，很刺眼。人们刚从暗室里出来，晃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陈长捷在经过警备司令部大楼时放慢了脚步，悲伤地望着大楼。王义凤催他快走，他也没有听见。 大楼旁边就是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播音员还在广播着鼓吹他们战绩的新闻。几个战士冲进去，对播音员说：“小姐先生们，可以休息了！”播音中断，永远地中断了。陈长捷望着吊在房檐口的变哑了的喇叭，又是一阵摇头。 天津解放后的一天，街头出现一个中年人，他那一身棉军装和天津街上任何一个战士的军装一模一样，胳膊肘上、前襟处补着补丁，大针大线的；裤腿边卷了一圈，上面留着泥泥水水的痕迹；腰间束一条宽宽的皮带；足蹬一双跑山鞋，鞋头踢开了一道小口子。他不是普通战士，而是刚刚就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 黄克诚来到一个工厂，先是和看门的老头、后是和几个工人聊。同样，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正因为这样，他们彼此谈得很随和，很知己。他问一位老工人：这一阵子打仗，可苦了群众。现在天津解放了，对咱们政府有啥要求？那老工人打量了一下黄老汉，笑笑：啥要求？多着哩。告诉你这个土八路，你也不会给我半斤米、一两盐，管啥用？黄克诚听了，哈哈大笑。 那天，黄克诚一到军管会办公室，就对大家宣布了他的“要求”：“我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 这“要求”是黄克诚为自己定的，对于其他人，他要求很宽松，主张年轻人穿得漂亮一些、讲究一些，尤其是女孩子们，不会打扮自己那是不行的。 好些居民都向黄克诚反映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天津的枪声平息后，人们看到市内一棵树上挂着一块手表，还有一张让人招领的纸条。这块表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清理战场时在街上拣到的。他找不到失主，只好想了这个着。这个树上结手表的故事在天津流传得很广，几乎家喻户晓。 黄克诚听后只是说了一句：“应该这样做。完全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