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关系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对某一个人的人身伤害，被认为是对一个家族全体成员的侵害；对一个人身伤害行为的报复，针对的是加害人的家族成员。 儒家统治下，主张“皇权不下县”，地方官编制有限，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工夫去管张家长李家短，基本上都是地方长老、豪族自治。所有的矛盾都要地方进行自我消化，皇权只管调节那种地方上无法自我消化的矛盾。 皇权不是不知道“血亲复仇”是冤冤相报残害人口，对纳税基数有很大损害，但如果不让复仇，百姓就只能到官府去申冤。如果官府处理不了成千上万剪不断理还乱的伦理案件，最终就会转化为百姓对皇权的巨大不满。 生命会自己寻找出路，愤怒也需要找到途径去引导和宣泄。所以，你家让人欺负了，有本事你就报仇去，没本事就是你自己胆怯，总之跟国家没关系。 当然，这只是儒家的观点。法家则截然相反，商鞅变法的起点就是明确禁止民间私斗。在此之前，秦国因为私斗，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甚至都影响了人口增长，比如有一次私斗涉及两万人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群殴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还导致了国家生产力的严重损失。 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改革直指痛点，下大力气整治民间私斗，不惜成本，甚至为表示惩戒，一次性杀了参与私斗的700多个人，强力干预。秦国的崛起也说明禁止血亲复仇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