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元帅时，刘伯承的职务是军委副主席，不过当时熟悉的人都清楚，刘伯承已经游离在了军事核心权力层的边缘，他更多的身份只是一个军事学院的院长。 1955年的深秋，北京郊外的军事学院内一片肃穆。刘伯承元帅正在他简朴的办公室里，认真批阅着一摞学员的军事战略论文。窗外，几棵银杏树的叶子已经泛黄，为这座军事院校增添了几分静谧的气息。此时的刘伯承，虽然身居军委副主席要职，但更多时候是以军事学院院长的身份，在这里为新中国培养未来的军事人才。 就在几个月前，刘伯承刚刚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个至高无上的军衔，是对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作出巨大贡献的肯定。授衔仪式上，他的军装挺括，但神情却十分平静。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新晋元帅已经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军事教育工作中。 在中央军委的重要会议上，刘伯承的身影越来越少见。这位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的将领，选择了一条与其他元帅们不太相同的道路。他没有继续留在军事决策的核心圈子里，而是把更多时间用在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上。这种转变，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议论。 这位＂军神＂元帅选择在权力的边缘默默耕耘，但他的贡献并不因此而减少。相反，通过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深耕，他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他的引领下，军事学院逐渐成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重要基地。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将军的名言，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他一生奋斗的真实写照。从中央苏区时期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到解放战争期间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始终坚持通过教育来铸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的事业充满了艰辛与奉献，体现了他对军事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 在中央苏区，刘伯承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致力于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长征途中，他作为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兼任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展现出卓越的组织和指挥能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不仅要指挥作战，还要确保军事教育的持续进行。到陕北后，面对繁忙的战争指挥任务，他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继续亲自参与教学工作，以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亲自传授军事知识和指挥经验。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肩负着指挥大军转战南北的重要职责。然而，他并未因此忽视军事教育，依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确保在战争紧张的环境下，学员们能够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和理论教育。这种身兼数职的工作方式，充分体现了他对“治军必先治校”理念的深刻认同和实践。 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面对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他毅然接受了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任务。辞去军政职务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军事学院的建设中，担任第一任院长，随后兼任院长兼政委。在建国初期，国内经济和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军事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刘伯承强支病体，与教员、干部一道，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 他在选拔教员时，严格把关，确保每一位教员不仅具备扎实的军事知识，还拥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教育能力。刘伯承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确保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内容紧扣时代需求。他深知，只有培养出既懂理论又能实战的高级指挥人才，才能保障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他亲自审定教材，确保教学内容的权威性和实用性。 在和平环境下，如何保持军事教育的高质量和创新性，是刘伯承面临的重要课题。他不断推动教学改革，引入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提升教学质量。同时，他注重培养学员的综合素质，强调纪律性和团队合作精神，致力于打造一支具备高度政治觉悟和专业能力的指挥人才队伍。刘伯承的努力不仅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的坚实基础，也为后续的军事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工作的七年多时间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带领教职员工共同奋斗。他的无私奉献和高尚品格，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学员和同事。他不仅是军事教育的领导者，更是学员们的榜样和精神导师。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在他的带领下，军事学院迅速发展，成为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基地。 刘伯承的贡献不仅在于建立和完善了军事教育体系，更在于他通过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忠诚、坚韧、勇敢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刘伯承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至今仍对中国军事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