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邓小平被打为反派，他的妻子金维映却在这时候拿出一纸离婚协议书，递到了邓小平面前。 1933年，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一些同志开始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邓小平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也因此被划为反对派。组织上对他的妻子金维映施加压力，要求她必须和邓小平划清界限，以示对组织路线的忠诚。 金维映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她回想起与邓小平携手走过的点点滴滴，想到丈夫此时正需要自己的支持和安慰，又怎能忍心离他而去？然而，她和邓小平在革命道路的抉择上却存在着分歧，这让她感到无比苦恼。最终，金维映还是下定决心，拿起纸笔，写下了这封离婚协议书。 邓小平看着面前这个曾经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女人，心中百感交集。他们一起走过了那么多艰难险阻，就在不久前还是恩爱的夫妻。然而，此时此刻，他们却不得不因为在革命道路的分歧而分道扬镳。邓小平咬了咬牙，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纸离婚协议，不仅是结束了邓小平和金维映的婚姻，也象征着革命年代无数革命者个人情感的牺牲。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革命者们常常不得不将个人感情置于革命的需要之下。他们献身革命，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其付出和牺牲，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在这之后，金维映以坚定的意志和卓越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4年，她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兼中央军委动员武装部副部长，这两个职位对革命至关重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她深知扩红工作是红军持续壮大的根本保障。她在苏区各地开展广泛的群众动员，通过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号召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斗争。她所取得的成绩，不仅赢得了党内的高度评价，更使得她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对她贡献的肯定，也是她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10月10日，金维映随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这一旅程，既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也是对个人毅力的极大挑战。她与红一方面军的29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了中央纵队地方工作部。这个部门的任务繁重而危险：沿途发动群众，扩大红军队伍，筹集粮食物资，打击反动势力。金维映在长征途中展现了她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实践智慧。无论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还是面对敌军围堵的危急时刻，她始终沉着冷静，用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她与队友们共同克服的，不仅是饥饿和寒冷，还有无数次生死攸关的险境。 长征结束后，金维映随中央机关到达了陕北瓦窑堡。彼时，革命形势依然复杂，她继续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这是一项需要极高耐心和决策力的工作。 1936年，她在保安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本该是令人欢欣的时刻，但对她来说，却意味着新的考验。作为一名母亲，她深切地疼爱自己的孩子，但革命的紧迫性让她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为了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她将孩子寄养在当地老乡家中。这一决定无疑充满了对孩子的愧疚和牵挂，但她明白，个人情感的割舍，是革命者注定要承受的代价。 1937年，金维映在延安杨家岭定居后，她的工作重点从群众动员转向了革命教育。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大批革命青年涌向延安，党中央决定将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金维映被派往抗大的女生区队担任区队长。在这里，她不仅传授军事政治知识，还以自己的革命经历鼓舞着青年学生。通过她的言传身教，这些年轻人在革命道路上树立了坚定的信念。 不久之后，党中央创办了陕北公学，金维映被调任为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她的工作不仅是管理学生生活，更是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学生提供支持。长期的革命斗争让她深知教育的意义，而艰苦的环境也让她更加珍视知识的力量。在陕北公学期间，她一边指导工作，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然而，长期的战斗与生活压力，使她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状态，并未影响她对革命工作的热情。 1938年，金维映被党组织派往苏联，既是为了学习，也希望她的健康能够得到调养。然而命运却在此时对她展开了无情的考验。苏德战争爆发后，战火迅速蔓延至莫斯科。当时她正在郊外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由于战事紧急，医院未能及时撤离。金维映最终在战乱中不幸牺牲。这一消息传回延安，无数革命同志为之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