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接到秘书汇报，有一位来自赤峰的工人正在国务

1965年，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接到秘书汇报，有一位来自赤峰的工人正在国务院信访局，他希望邓颖超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听到这个消息后，邓颖超很疑惑，便命秘书回个电话过去。 邓颖超，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女性领导者，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卓越贡献，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国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生平事迹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坚定信念和卓越才能，更反映了那个动荡时代中国女性在国家危难时刻所展现出的顽强精神和不懈奋斗。 1938年初，邓颖超积极投身于国际反侵略运动，出席了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并荣膺常务理事。这一时期，她深知国际支持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援助。三月，她参与组织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常务理事，致力于保障战争期间儿童的基本生活和教育。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她对未来一代的关怀，也体现了她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卓越能力。 五月，邓颖超参与起草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这一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妇女在抗战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角色，激励了无数妇女积极投身到支持前线的各项工作中。她深知，妇女的力量是国家抗战的重要支柱，通过系统的动员和组织，可以极大地提升社会的整体抗战能力。六月，她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进一步拓宽了她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 1939年，邓颖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这一职务使她在党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也赋予她更大的责任去领导和组织南方的妇女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她不仅注重妇女的政治参与，还关注她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升，推动了南方地区妇女运动的发展。 1943年，邓颖超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一部深造。这段时间，她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素养和领导能力。延安的学习经历，使她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党的战略方针和国家发展的方向，为她后续在妇女运动和政治工作中的表现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5年，邓颖超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在解放战争时期，她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为争取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而奋斗。她深知，和平与民主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因此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始终坚持以和平为目标，努力通过协商和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安定。 1946年，邓颖超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进一步扩大了她在国际妇女运动中的影响力。她利用这一平台，积极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全球妇女争取更多的权利和机会。1947年3月，她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随后升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继续在党内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邓颖超在全国妇联中担任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并被授予第四届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同时，她还担任了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这些职位不仅彰显了她在妇女和儿童保护领域的杰出贡献，也体现了她在新中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1965年的一天，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接到秘书的一个电话汇报。秘书说，有一位来自内蒙古赤峰的工人，正在国务院信访局请求邓大姐的帮助。这位工人希望邓颖超能够证明他曾经是红军战士的身份。 邓颖超对此事颇感疑惑。她记忆中并没有赤峰工人给自己当过勤务员。为了弄清真相，邓颖超还是吩咐秘书去问清楚对方的姓名。 很快，秘书回话说，这位老人叫做严有福。可邓颖超听完后摇了摇头，这三个字并没有唤起她的任何记忆。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突然说道，这位严有福同志还提到，长征时邓大姐经常亲切地唤他＂严老婆＂。 邓颖超＂哦＂了一声，脑海中浮现出当年的一幕幕。原来，这位严有福同志并不是她记忆中的勤务员，而是红军的一名普通战士。 当时部队刚刚缴获了一批布匹，严有福和其他战士一样分到了一些。等严有福换上新衣服时，其他战士都笑了。由于缝纫技术粗糙，再加上严有福身材瘦小，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臃肿，就像个老太婆一样。于是乎，＂严老婆＂的绰号不胫而走，连邓颖超也跟着叫了起来。 后来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邓颖超的贴身勤务员因病无法坚持，严有福就被指派接替了他的工作，专门负责邓颖超的日常起居和马匹打理。就这样，邓颖超与＂严老婆＂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长征胜利结束。 想到这里，邓颖超不禁莞尔。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她连忙对秘书说:＂我记起他了，他确实是当年的红军战士，曾在长征途中给我当过一段时间勤务员。你快去告诉信访局的同志，就说严有福同志所言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