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28日，保密局少将周镐准备去宿迁前线找孙良诚，毛人凤派人突然逮捕了他。周镐在毛人凤未抓到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拒不承认与地下党有联系。同时，他在狱中不断写申诉书。 周镐被捕后，上级立即作出了暂时切断可疑关系的决定，致使叛徒找不到任何联络人，无法取得周镐是地下党的佐证。最后，保密局念周镐是军统的老人，便于1947年1月21日将他释放。 周镐出狱后，充任保密局少将设计委员。不久，蒋介石得到秘密情报，说孙良诚当年有和新四军联系的一段隐情，为了查明事实，蒋介石指派周镐前往调查，并任命周镐为一○七军高级参议。周镐在来不及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促使孙良诚起义。 在来到孙良诚部后，周镐有意出示蒋介石的手令，孙良诚见后脸色骤然大变，禁不住号啕大哭，连连央求周镐给他指一条出路。 周镐趁势指出：“你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只有带兵起义。” 孙良诚经过考虑，表示同意，但他提出需要先做好高级军官家属的转移工作，希望解放军要提供1500两黄金作转移费。周镐表示请示上级后再作答复。此时，周镐的组织关系已转到华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员会，由该委员会郭主任负责。 郭主任听取周镐汇报后即赴解放区汇报，1947年9月下旬，华东局来电同意拨给孙良诚部起义经费500两黄金，其余拨给棉花等物资。 这时，蒋介石又得到密报，说孙良诚私通李济深。蒋介石担心后院起火，命令周镐再到宿迁县孙良诚部调查。周镐见到孙良诚，告诉他自己是奉蒋的命令而来，再次强调指出，蒋介石对孙良诚疑心重重，要他坚定起义的决心。周镐把华东局来电同意拨给孙部起义经费的消息正式通知孙良诚，并与他谈妥了起义的条件，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地点则让孙良诚等候通知。回南京后，周镐像上次那样，回复蒋时为孙良诚打了掩护，使孙再次过关。 正当策反工作进展顺利之时，一个地下党在郑州被捕后叛变，供出周镐。1947年12月30日，保密局将周镐再次逮捕，押在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周镐仍然拒不承认，叛徒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周镐的妻子托保密局的熟人疏通，1948年3月，周镐由保密局几名处长联名作保而获释。7月底，周镐撤离南京到达苏北解放区。 1948年9月初，上级指示周镐，进一步做好孙良诚的工作，并洽商起义时机。几经坎坷的周镐当即告别了分娩不久的妻子，出发西行，于9月29日抵达高作。10月4日，上级指示：“某部尚未成熟，宜缓不宜急。”周镐当即修书孙良诚，促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10月6日，周镐抵达宿迁后，又给孙良诚去信，约好在睢宁战场起义，具体时间待定。这时，蒋介石已获悉周镐正在前线活动，遂令国防部连下两道通缉令，逮捕周镐，并派国防部第二厅的蒋振莘率领约30人，在睢宁、高作一带密访缉拿。周镐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此垂死的贼人，尚图最后的反噬，殊堪一笑。” 蒋介石为了拉拢孙良诚这支国民党的杂牌军，同时也由于两年的作战屡战屡败，主力不断被歼，兵力空虚，便决定将作战相对卖力的孙良诚提升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一○七军军长，统辖二六○、二六一两个师，共1万余人，作为徐州“剿总”的直辖部队，驻守睢宁城。孙良诚遂成为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收编的伪军高级军官中唯一升到绥靖区副司令兼军长的人。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孙良诚属下的军官都提升一级，部队扩编，发钱、武器、弹药。于是，本已对蒋介石失望的孙良诚又感到有希望了，孙良诚本就是个反复无常之人，所以他对起义发生严重动摇，有了另外的打算，压根儿不再提起义的事，态度大变，竟然把周镐派来的代表打发回去了事。 10月29日，周镐获悉这一情况后，在日记中写道：孙良诚此人反复无常，前次以时机和时间相嘱托，今日升官发财，就有小儿得饼之乐，殊不知加官晋爵，即送进坟墓之时。 为了等待时机，周镐决定暂时由前线撤回苏北解放区六分区的住地谢河。11月4日，参谋总长 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在徐州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孙良诚等非嫡系将领也应召参加了，但他们只能了解一般态势，整个作战计划并不让其知晓。这使孙良诚很不痛快，与蒋介石的隔阂又加深了。 孙良诚想起前些日子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通过电台广播，号召原西北军将领弃暗投明。李德全广播之后，蒋介石大为紧张，亲自召见了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这三个原西北军将领，要他们表示决心。三人联名通电拥蒋后，蒋介石对他们仍放心不下，密饬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对他们严加监视。 想到此，孙良诚感叹说：“蒋指挥我孙某多年，无役不从，如此卖力，现在还把我当杂牌来看，怎不令人灰心。”就这样，孙良诚又开始倾向起义，但是这样反复的人，注定是不会认真筹划的，只是将其作为投机的手段，这也就决定了他最后可悲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