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民党军长黄维发现供应的军粮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他向军政部反映军粮质量太差。军政部长何应钦勃然大怒，派人去54军检查账目。在当时的国军中，军官吃空饷是司空见惯的，黄维用空饷的钱给士兵增加伙食而不是中饱私囊，算得上是另类了。 黄维自认为清正廉洁，所以不但没有按常规向检查大员行贿，反而说：“如果你们查出我有贪污中饱私囊之处，请指出，据实报告军政部，将我法办。” 最后，何应钦还是以“破坏军需供应”的名义将黄维撤职查办。蒋介石将黄维调任军委会高参，但黄维的倔脾气上来，还是辞职回乡。1944年，黄维被任命为陆军督训处副处长、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副总监。 抗战胜利后，黄维先后担任青年军第31军军长、联勤总部副总司令，1947年9月担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1948年1月兼任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负责新兵编组和训练。从事军事教育一直是黄维的心愿。但是1948年8月，他却突然被调任第12兵团司令长官，一开始黄维还以很久没带兵为理由不想去，但被蒋介石训了一顿，这才同意上任， 12兵团以18军为核心，还包括第10、第14、第85军以及快速纵队，总兵力12万人，这是中原国军装备最好的一个重装兵团。12兵团的骨干是18军，原任军长胡琏担任兵团司令本是顺理成章的，但由于胡琏历来骄横跋扈，因此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坚决反对让胡琏来当兵团司令，最后经陈诚推荐，由黄维来担任兵团司令。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黄维奉命率12兵团驰援宿县重新打通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由于12兵团赶赴淮海战场几乎是无后方支援，所以18军军长杨伯涛等人认为这样孤军长驱深入风险太大，建议先前往蚌埠和李延年兵团会合，有了后方依托之后再重新北进宿县。 黄维认为战局紧急，还是应该遵照命令直接攻打宿县。12兵团沿途被解放军诱敌深入，于11月25日被中原野战军合围在双堆集。12月15日，黄维和副司令胡琏分乘坦克突围，胡琏给了黄维一辆新式坦克，自己乘坐旧坦克，最后胡琏逃走，黄维的坦克在中途出现故障，他下车逃跑时被解放军俘虏。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是一副不服气不合作的态度，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12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等人写劝降信，12兵团被俘的高级将领都签了名，只有黄维就是不签。 当有人质问：“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呢?” 黄维大吼起来：“我为什么要投降?咱们各退二十里，再打一次。” 后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黄维都是“冥顽不化死不悔改”的典型。他留起了胡子，每逢学习，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对于认罪悔过，黄维始终拒绝写悔过书，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指挥下溃败。 对其他积极改造的战犯，黄维还大肆讥讽挖苦，其他人都认真的写学习笔记，黄维却是一个字不写。黄维妻子蔡若曙来探望，要他服个软好争取早日特赦，黄维立即翻脸，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最后，黄维还用研制所谓的“永动机”来逃避改造。 正因为如此，黄维直到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才特赦，那已经是1975年了。黄维的妻子蔡如曙整整等了他27年，并且一直为他担惊受怕，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和黄维团聚仅仅一年多就自杀了，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蔡如曙用孤独来坚守和等待人生的完整，当历经磨难换来希望时，却选择了告别，实在令人唏嘘，黄维也因此悲痛过度大病一场。 黄维在国军将领中是出名的另类，他生活上一直是非常俭朴，对于提拔自己的蒋介石和陈诚，黄维就是在战犯管理所里都始终不加一句恶评。 黄维对廖运周一直耿耿于怀，在特赦后也是不肯和解，廖运周是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二十多年的地下党员，在淮海战役时担任12兵团85军110师师长，在12兵团被合围在双堆集后，廖运周主动要求担任突围的先锋，最后趁机阵前起义，让黄维兵团失去了最佳的突围机会。 因此黄维对廖运周始终都难以释怀，有时在开会时相遇，黄维都是连招呼都不打。有次旁人见黄维对廖运周怒目而视，就赶紧打圆场，黄维依然忿忿地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没他，我还不一定败呢！” 有人劝解说：“不要到这个时候还骂人家，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么。” 黄维丝毫不给面子，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特赦之后，黄维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9年3月，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年85岁。有人说是黄维是因为获准去台湾兴奋过度而引发心脏病，其实黄维要去台湾大半年前就知道了，他主要是因为多次去香港和故旧会面，加上撰写文史资料太过劳累才引起的心脏病。 晚年的黄维，为祖国统一而积极奔走，他在在台湾的黄埔同学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