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孙殿英率部驻防晋城，他设立了一个专门制造假钞票的印刷局，专门雇用了两个外国人制造河北省银行钞票，仿制有几十万元之多。另外，也曾伪造山西省银行和绥远官钱局的钞票，造成山西票跌价，直到下野阎锡山从大连返回山西东山再起时，提出警告，孙殿英这才下令停止仿造。 这个时期，孙殿英并不定居晋城，有时亲到北平和张学良方面联系，有时到太原和各方面拉拢，更重要的是到处赌博。总之，凡是对他有利的事，他是不择手段尽量去干。 1932年春，重新出山的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首先就是想办法请“客军”出境。阎锡山逃居大连期间，经常担心客军“反客为主”，侵占他的老巢，这次回来，心目中占重要位置的是这件事，而且是他最头痛的事。阎锡山用尽千方百计，先后迫使宋哲元、高桂滋等部离晋。孙殿英在山西早已臭名远扬，桀骜不驯，阎锡山更不容许他长久驻在山西，当然也要想办法“送出去”。孙殿英自己也知道很难继续留身，必须另找出路。 1933年，日军继续向关内侵犯，阎锡山想用抗日名义把孙殿英送出山西。就这样，孙殿英挂上了华北第九军团长名义，率部离开山西，开向热河，归张学良指挥。 热河抗战，东北军汤玉麟、万福麟等部一触即溃，孙殿英则比较积极，在热河和日军激战，又收编一部分东北军部队，势力反而壮大起来。蒋介石、阎锡山原来想借日军的力量消灭孙殿英，不仅未能实现，倒给孙殿英创造了机会，由于在热河的表现，孙殿英的名声也好了不少。 当孙殿英在热河作战后退驻沙河一带，蒋介石委任他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阎锡山自然是欣然同意。因为阎锡山重回山西以后，为了送孙殿英离开山西，早就鼓励孙殿英向西北发展。阎锡山当时有两种用意：孙殿英如果能向西北发展，对孙固然有利，对阎也有好处；孙如失败，则是孙自己的事，对阎无丝毫损失。 而孙殿英也早已认定在华北各省没有发展的可能，经阎锡山鼓动，也有向西北发展的野心，蒋介石这个任命正中孙殿英下怀，他乐得从命，当即决定由平绥线运送军队，经绥西，过宁夏，逐步扩张。当时绥远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省主席是傅作义，对于孙殿英的借道，傅作义自然是完全配合。 1933年秋季，孙殿英率领部队开到绥西，部队驻在五原、临河、陕坝一带，司令部驻在包头。孙殿英去包头时，路经大同，那时赵承绶是阎锡山部的骑兵司令，正驻大同。孙殿英在赵承绶家住了半个多月，和赵承绶商议向西北进军的事。 孙殿英告诉赵承绶，他打算在绥西一带整顿队伍，度过隆冬，然后再攻取宁夏，作为根据地，逐渐向兰州发展，再扩大力量，最后把整个西北控制起来。孙殿英每次谈到他的计划，总是喜气洋洋，大有马上就要做“大西北王”的劲头儿。但他也恐力量不够，后方补给困难，要求赵承绶替他向阎锡山说情，请求阎给他实际支持，拨给他弹药、给养等。 孙殿英对赵承绶说：“阎先生对我一向很好，我也曾给阎先生出过力。阎先生打蒋介石失败，我并没有拉他的后腿。阎先生从大连回来以后，就鼓励我向西北发展，现在既然有了机会，一定会支持我。但我不能亲自去太原，怕蒋介石和张学良知道不方便，务必请老弟代我设法疏通。” 孙殿英还以送给赵承绶老婆礼物为名，送来烟土十包，大洋1万元。这时赵承绶既迫于孙殿英的情面，又觉得这样大的问题不能不向阎锡山请示，因此答应了孙的要求，专门到太原跑了一趟。 赵承绶到太原以后，把孙殿英和他的谈话及孙的要求详细报告给阎锡山。阎锡山问得很仔细，考虑也很多，最后说：“殿英的事咱不能不管。他既已开到绥西，咱不闻不问更不行。但他要这么多的武器、弹药，咱们兵工厂专门给他一家制造，恐怕也供给不过来。可是又不能不给一点儿，应付一下，只是不能太多，而且也不能用我的名义给他，蒋先生和张汉卿知道了，都不会同意，对咱们不会原谅，这样对咱们、对孙殿英都不利。我看，你对殿英说，我一定支持他，叫他放心西进。现在我由大同库内拨给你一部分东西，你再秘密转送给他。这样各方面都可应付过去，你看怎么样？” 赵承绶明知道阎锡山是拿他做替死鬼，如果蒋介石、张学良知道了，会拿他问罪，把他这个骑兵司令撤掉，但赵承绶也不敢违背阎锡山，只得答应照办。 阎锡山又嘱咐：“这件事连宜生（傅作义）、治安（王靖国）也不说。”接着，阎锡山还规定给孙殿英迫击炮弹5000发，手榴弹3万颗，步机枪弹30万至50万发，除此之外不能再多。 第二天，阎锡山又向赵承绶问了一番孙殿英的情况后，说：“你要叫殿英相信，我很赞成他向西北发展，要他早日西进，后边不必顾虑。殿英这次西进，胜了，对他当然很好，对咱也有利。但是他的胃口很大，军队又那么不顶事，蒋先生又有意收拾他，马家军也不容易打，他可能过不去。如果他叫马家军顶回来，赖在绥远不走，那咱就又麻烦了。你看如何？” 赵承绶还没有回答，阎锡山又问：“你考虑，如果解决孙殿英，需要多大力量、多长时间？”这时，赵承绶才明白，阎锡山是决心要收拾孙殿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