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关系到达冰点，苏联甚至还做出了进攻北京的计划，这个时候，毛主席下达紧急指示：“中央领导人不要集中在北京”，而且，主席还专门对陈云和王震做了特殊安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苏的紧张局势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显露了，到了60年代，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矛盾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程度。 60年代末，中苏在边境地区大举陈兵，并刻意制造摩擦，意图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 比如说在1969年，苏军入侵我国珍宝岛，我军边防部队奋起反击，珍宝岛反击战就此爆发。 此战以我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苏联并不甘心，拿出了核武器来威胁我国。 我国情报部门得出结论，苏联方面很可能会对中国的主要城市发起核打击，这其中肯定就包括首都北京。 8月，在毛主席的批准下，边疆地区革委会以及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开始积极筹备反侵略准备，中央表示：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 在中央“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开始了备战，那么，这场备战的体现形式是什么呢？ 从1969年9月份开始，全国中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和物资，这是战备活动最直接的体现。 尤其是北京，因为被核威胁的程度最高，所以战备活动也最强烈，比如说重要单位、学校的工作人员都被疏散到了外地。 部分不方便离开的，也被先疏散到了北京郊区。 文化部干部、文联工作人员、作家协会成员等等前往了湖北咸宁，其余协会去到了沙城。 高校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也被大规模动员了起来，比如北大的师生转移到了汉中和江西，北师大的师生大部分去往了西郊东方红炼油厂。 还有中国科技大学也迁到了合肥，北京农业大学最后迁到了陕西甘泉。 时间紧任务重，在加上涉及人员众多，导致人员转移时很是慌乱，中国曲协副主席陶钝回忆说：“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 那么问题来了，中央机关的同志们该何去何从呢？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又去到了哪里呢？ 1969年10月份，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中央机关办公地转移到了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北京地区的工作由周总理进行主持。 毛主席则去往了武汉，林彪元帅去到了苏州，朱老总则去往了广东，叶剑英元帅疏散到湖南。 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对于陈云和王震的安排。 中央做出疏散的决定后，毛主席专门找到了汪东兴，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 为什么呢？毛主席紧接着给出了解释，他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从毛主席的这番话中不难看出，当时全国的氛围是非常紧张的，一边要疏散领导，另一边还要准备打仗。 最后，陈云、王震以及邓公被疏散到了江西南昌。 正所谓有备无患，以现在的眼光回顾1969年的疏散一事，心中不由得多了几分敬佩，面对危险，中央领导果断做出英明决策，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