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是周总理的养女，一向深受周总理的疼爱，但是在婚姻问题上，孙维世却让周总理非常失望。
孙维世家里有着浓厚的革命精神，父亲孙炳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一位敢于直面强权的斗士，他曾任《民国日报》总编辑，用笔杆子对抗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甚至，他曾单枪匹马闯入敌对报社，砸烂穿衣镜以泄愤，展现出年轻人的血性与冲动。
袁世凯遇刺事件败露后，他不得不携妻子任锐逃回四川老家避难，1916年，孙炳文结识了朱德，两人志同道合，共同的革命理想让他们成为挚友，1922年，他们一同赴德国考察学习，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经历，为孙维世的童年涂抹上了浓厚的红色色彩。
年仅五岁的孙维世，就已开始参与到革命活动中，她曾为周恩来放哨，警惕地观察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彼时，她天真地称呼周恩来为“周爸爸”，却不知这声称呼，将在未来的人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927年，孙炳文在上海被蒋介石下令处决，父亲的牺牲，成为孙维世心中永远的痛，母亲任锐写下“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别让仇恨随风逝，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悲壮诗句，也预示着这个家庭即将面临的坎坷命运。
孙维世在父亲离世后，跟着妈妈回到四川，从此过上了十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为了生计，母亲把15岁的孙维世送到上海，让他加入了左翼剧联，开始做演员，孙维世凭借出色的表演天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
孙维世的命运，在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又一次发生了转变，母亲任锐决定将孙维世兄妹送往武汉，投奔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孙维世母女来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延安的革命熔炉中，孙维世不仅学习了革命理论，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对孙维世视如己出，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1939年，周恩来因伤赴苏联治疗，孙维世也获得了赴苏学习的机会，在莫斯科，她系统学习了表演和导演理论，为日后成为新中国话剧事业的先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维世的留学之旅让她眼界更宽，对艺术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精髓，并将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46年，孙维世重返延安，之后又在石家庄的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教书，她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孙维世也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她参与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并担任总导演和副院长，在她的带领下，青艺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成为新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一面旗帜，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孙维世的感情生活却充满了波折。
排练《保尔·柯察金》期间，她和已婚的金山产生了感情，这段感情，不仅遭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反对，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争议，金山最后和前妻张瑞芳离了婚，然后和孙维世结了婚。
但这段婚姻并未给孙维世带来快乐，金山的感情问题让孙维世承受了不少感情上的痛苦，最终，两人以离婚收场。
与孙维世的坎坷情路不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则是一段革命年代的佳话，他们在五四运动那会儿认识，因为都有同样的革命梦想，俩人便凑到了一起。
他们几十年并肩作战，一起走过不少艰难困苦，他们的爱情，不是卿卿我我，而是融入到革命事业中的深厚情感。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不仅是革命的领袖，也是普通的夫妻，他们相互关心，相互体谅，共同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他们对子女和晚辈的关爱，更是让人感动。
邓颖超的遗嘱，更是体现了她崇高的革命情怀，她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撒入海河，与周恩来的骨灰融为一体，这种离别充满情意，也完美展现了他们那段革命中的爱情，孙维世的一生，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命运紧密相连。
他们的亲情和爱情，交织出一幅让人动容的画面，在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革命的真谛，也谱写了人生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