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参与了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评选工作，这些几乎构成了他自1949年以后所取得的最辉煌成就。 但是，1950年代的风云涌动，很快就让他成了一名政治“弃儿”，而这一场人生命运的悲歌，就是从“梁陈方案”开始的。 1949年12月，北京着手进行城市规划，苏联专家兰尼克夫给出建议，应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在梁思成看来，以摧毁一座千年古城为代价，进行所谓的工业化改造，这是极为荒唐的。为了保护深爱的北京城，梁思成联合陈占祥，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遗憾的是，他们的据理力争失败了，他们本人也遭到了边缘化，从此不再参与北京总体规划。 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1954年秋冬之际，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病倒，住进了同仁医院。 多年后，陈占祥回忆起他在探病时看到的那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已经说不出话的林徽因与梁思成默然对视，久久不语，诀别前的依依不舍，令人肝肠寸断。 1955年3月31日深夜，林徽因突然以微弱的声音请求护士，想见丈夫梁思成一面，年轻的护士不懂人间深情，冷冷地说，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然而，林徽因却没能等到明天，她逝在了人间四月天将至的凄冷黑夜。 推开那一扇窗，看那风暴已在酝酿的历史的天空，林徽因的死，又何尝不是命运的眷顾呢！ 冥冥之中，老天也不愿看到，已承受太多苦难的人间仙子，再去受辱。 梁思成见林徽因最后一面时说，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残酷的是，梁思成对爱妻讲的，也是历史对他讲的。 对于时代的狂飙，政治的残酷，像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永不能真正懂得了。 这就决定了他的被侮辱与被伤害，必将历历在目。 1950年第一批来到北京的苏联专家，提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建筑理论。起初，梁思成并不赞成这一偏激机械的理论，但受时代洪流的裹挟，最终他还是提高了觉悟，以建筑学界权威的姿态对此唱起了赞歌。 然而，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赫鲁晓夫的上台，风向陡变，以前所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瞬间成了复古主义，成了浪费与虚假装饰。 梁思成因为是建筑学界的权威，毫无悬念地成了中心靶子，他遭到了严酷的批判，开火甚猛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好学生。 在林徽因死后的第二年，梁思成被迫放下知识分子的自尊，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作出公开检讨。 梁思成的检讨很诚恳，诚恳到给人荒诞的感觉。 为了将自己改造成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1959年，梁思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论身段的灵活，梁思成弯下腰来，算是尽力了。 但在巨风暴面前，这一切的努力、挣扎，终归是徒劳的。 被侮辱与被伤害，来的很突兀。 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最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有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无法形容我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 在遭受批判的日子里，每一次，梁思成都要被迫“享受坐飞机”的高规格待遇，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坐飞机”，也叫“喷气式”，这是革命小将发明的那个时代的酷刑。 随着批斗的升级，打砸抢，野蛮抄家，无法避免地袭来了。 1966年9月的一天，一群革命小将用铁榔头砸开梁家的院门，气势汹汹地冲进来，然后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 当他们从厨房中搜出一套西餐刀叉后，为首的一把将站在门口惶恐不安的梁思成拽过来问：“家里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是不是想谋反暴动，搞反革命政变？” 站在一旁的林洙刚想开口辩解，”啪“地一声，革命小将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梁思成浑身颤抖，几乎无法站立，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群革命小将，手持一把短剑，从林徽因母亲的房间里冲出来，嘴里大声嚷道：“我们发现了蒋帮特务的罪证。” 将梁思成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罪证正是那把短剑，那是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当年于空军航空学校毕业时，校方以“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名义颁发的佩剑。 在1940年的成都空战中，林恒壮烈殉国，那把短剑是他的遗物，一直压在林徽因母亲的箱底。 沦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后，梁思成被关到清华建筑系的一个场馆内，每天遭受棍棒的毒打。 1968年11月，梁思成因受长期摧残，生命垂危，经周公干涉，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 当病情稍微稳定之后，造反派便推着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让梁思成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判。 每次批斗完了，被送回来，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可即便如此，梁思成依旧牵挂着已经千疮百孔的北京城。 1969年，为了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人们疯狂地扑向北京古城墙，梁思成哀求林洙：照一张相片给我看看吧。 1972年1月9日黎明，带着无限的哀愁与困惑，一代建筑学宗师凄然长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