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初，军统少将文强身份暴露，被迫从上海租界乘船逃往香港。轮船抵达香港时，上来了一群海关人员和巡捕，翻箱倒匣搜查行李，还对每个人搜身。文强藏在衣袋里的那张汪伪报纸被搜出来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日伪发行的出版物，一律禁止带入香港，违者没收，可是文强不知道这条规定。这虽是一张报纸，但却是他要带去重庆的重要物证啊！ 文强忙向那位欲将报纸拿走的检查人员说好话，说明他是去重庆述职，带这张报纸有公用。那人打量了他一番，然后靠近他身边，直言不讳地低声说：“请多少给点酒资啊！” 文强闻言大喜，赶紧掏出10元法币，换回了那张报纸。检查人员也心满意足，含笑而去。到达香港后，文强按照事先记住的电话号码，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联系上了。 王新衡是军统元老，在西安事变时，他刚被任命为特务处西安站站长，尚未到任。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要为情报方面未能及时发现问题而向蒋介石有个交代。本来前任西安站长江雄风早已在事变前报告过“张、杨恐有异动”的情报，戴笠也报告了蒋介石，但蒋介石不以为然。这时便不好处分江雄风，何况江雄风与胡宗南关系又极好。戴笠只得将王新衡当作替罪羊冤枉关押了一段时间。此时，王新衡在香港以西南运输局运输科长为掩护。 文强的电话打过不一会儿，王新衡就匆匆开车来到旅馆，将文强接到了军统局的半山招待所。招待所里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军统局人员，其中有不少做过文强的学生。从他们口中，文强了解到了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战局。一位长期在戴笠身边办总务的黄埔军校七期同学郭斌，热情邀请文强到他经营的喀莱门酒店去住，说是酒店在九龙，那里离启德机场近些。文强便高兴地搬了过去。 郭斌又建议文强，既是返回重庆任职，应做几套毛料中山装穿，不必忙着购下一班飞机票走，有家服装店是他同乡所开，只要多给裁缝工钱，保证不会误了下星期一的班机。文强也就顺从了他的一番好意。文强哪里能料到，这番好意却使他赶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险些丧命。 住进郭斌的酒店后，郭斌向文强吹嘘起了他营救在香港被捕的戴笠一事。原来，在文强撤离上海的两个月前，戴笠曾在香港被秘密逮捕。起因是军统局在香港设立了一处收集日伪情报的秘密电台，港英当局担心引起日本抗议，一直想要取缔，但却侦察不到这个电台的位置。正在这时，戴笠在香港的一个情妇因与戴笠闹翻了，向港英当局告了密。 于是，戴笠的来港日期和照片，都到了港英当局手中。郭斌届时开自备车去机场接戴笠时，却见戴笠一出机舱门便被港方便衣人员逮捕。郭斌还算机灵，他只以眉头向戴笠示意，然后赶紧驱车离去。重庆方面得到郭斌的急电报告后，由宋子文亲自向港督提出交涉。港英当局原想秘密逮捕戴笠后逼其撤销秘密电台，同时还可敲诈一笔钱，这一下如意算盘落了空，只得放人并道歉赔礼，郭斌为此受到戴笠重赏。 文强向王新衡和军统局在香港专管外汇调拨的张冠夫等谈到了他在上海所了解的情报：日本将有南进异动。王新衡听后，信疑参半地说：“卦是难得算准的，有备无患是应该的。” 张冠夫则全然不感兴趣，认为日本将会南进之说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他听说文强带出的那张汪伪报纸上有陈恭澍（曾任军统上海站长，被汪伪抓获后投敌）的文章，其中还揭出了戴笠与情妇的隐私，便十分重视，要文强将报纸交他，密封后由最近一班飞机速送重庆。 1941年12月7日是个星期日，文强当晚取回了做好的三套中山装。这天，香港举行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岛上的人们又度过了一个狂欢的周末之夜。第二天清晨，文强已经整装待发，突然空中传来一阵飞机轰鸣声，接着便是震天动地的轰炸声。一个同事的家属惊慌失措地跑来问文强是怎么回事。文强从窗户看出去，只见一队队港英当局的雇佣印度兵正荷枪实弹开往机场方向，满街人声嘈杂，有的说是防空演习，有的说是日本兵已在九龙登陆了。人们惊慌乱窜，一片大祸临头的景象。 文强知道，自己一直担心的事发生了。终于证实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香港也同时成了日军下一步的目标。文强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脱离了日伪虎穴，却又陷身于日军网罗之中了。他千悔万恨，只怪自己不该听信郭斌的劝说，做那三套中山装！文强懊悔地离开九龙，过海回到军统局半山招待所，与王新衡等人商议，给重庆发去急电，要求速派专机来接他们。但是因战事发生得太突然，急于离港的人太多，他们根本上不了飞机。增派来的飞机也因机场遭到轰炸，无法降落。 在香港的文强等军统人员只得望天兴叹。在日军进攻香港初期，住在半山招待所的军统局人员还有心思搓麻将、打牌混日子。但是过了不久，便因日军实行海陆封锁，香港出现了食物匮缺的紧张形势。军统局招待所里也是僧多粥少，难以为继，甚至断炊了。 文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搬到了一家豪华的胜斯酒店去住。在香港沦陷后，文强费尽周折，才得以逃回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