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句通的。”胡适在1957年读到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时，这样写道。他的这番评论直言不讳，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毛主席这首诗的情感和表达。毛主席以“我失骄杨君失柳”比喻自己失去了亲爱之人，杨开慧和柳直荀的牺牲，他的这份哀悼之情，显然没有得到胡适的理解和认同。作为曾经的朋友和同行，胡适的嘲讽让毛主席感到些许失望，但他并未因此怀恨在心，反而始终怀有一颗宽容的心，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位曾经的朋友。 要知道，毛主席与胡适之间的关系，曾一度非常亲近。回溯到1917年，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胡适和毛泽东都曾是这场文化变革的重要人物之一。胡适当时是北大的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毛泽东也在这个时期深受影响，并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些文章。 两人初识于北大。毛泽东当时刚从湖南来到北京，生活贫困，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与蔡和森等人合租，条件极为艰苦。毛泽东在北大的日子里，勤奋求学，偶尔去旁听胡适的讲座，但因为身无分文，毛泽东几乎每次都因生活费问题受到困扰，身边也没有人愿意与他交谈。胡适注意到这位青年，虽然两人之间的阶层差异巨大，但毛泽东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却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和胡适开始有更多的交流，毛泽东频繁向胡适请教关于新文化与新思潮的问题。胡适深知毛泽东志向非凡，且与李大钊等人有着广泛的思想碰撞，双方的交情日渐深厚。然而，随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逐渐认同，他开始走上了一条与胡适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0年代初，毛泽东积极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浪潮中，并于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胡适则始终坚持文化上的自由与改革，个人政治态度较为保守，对当时中国社会激烈的政治变动保持距离。尤其在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爆发，胡适对于共产党的立场产生了犹豫，这一时刻，两人的友谊开始逐渐疏远。 随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加剧，毛泽东坚定了自己以革命为中心的信仰，开始全力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到底”。但胡适的态度则截然不同，甚至在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他公开提倡中国应该向日本求和，并在私下里与一些投降派人士交往。他的这一立场使他与毛泽东渐行渐远，毛泽东也逐渐对胡适产生了距离感。 1945年，二战结束，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的支持下日益壮大。而胡适依然坚持自己“文化改良”的立场，公开为蒋介石辩护，甚至与蒋政府保持密切联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前往美国，开始了他在国外的“反共”生涯。 面对胡适的种种言论，毛主席虽有不满，但始终保持着宽容的态度。1957年，胡适在台湾对毛主席的诗作《蝶恋花》进行恶意讽刺时，毛泽东并没有因此与他产生深仇，反而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包容。毛主席心胸广阔，他认为，无论如何，胡适曾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中国文化的进步作出过贡献，他并不愿因个人恩怨而全盘否定对方。 事实上，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在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局势时，毛泽东总是更加注重大局和人民利益，他始终未曾放弃与不同意见者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无论是在国内对待战犯的宽容，还是在对胡适这类文化人的处理上，毛主席总是尽力避免过激的决策，避免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