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伪军一师长派人给粟裕送了一包烟。粟裕不解，以为是敌人送礼，便饶有兴致地打开烟盒。谁知里面有张纸，看了内容后，粟裕冷汗直冒，立马下令：＂全军集合！＂ 1942年秋，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在江苏地区部署了一项代号为＂清乡＂的军事行动。这项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要在江苏地区彻底清剿新四军的抗日武装力量。 日军投入了大量精锐部队，配合当地的伪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他们采取了分区包围、逐步清剿的战术，妄图将新四军各部分割包围，最终各个击破。 施亚夫出生于1914年的江苏南通，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早年参加了红军第十四军，但由于形势所迫，部队被打散后接受组织安排转入地下。 1931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施亚夫在一次工人运动中被国民党逮捕。他被关押在南京监狱中，度过了整整六年的牢狱生活。 1937年，日军空袭南京，一颗炸弹意外地为施亚夫带来了重获自由的机会。监狱的围墙在轰炸中被炸塌，趁着混乱，施亚夫成功逃脱。 回到家乡后，施亚夫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他利用当时国民党溃军四处逃窜的混乱局势，以换取便衣为由，成功收缴了二十多支步枪和两千多发子弹。 1940年，随着汪伪政府的成立，施亚夫接受组织的指示，开始了一项更为危险的任务。他通过曾经的狱友段银宝搭上了汪伪政府的关系，成功打入敌人内部。 1942年11月，面对日军的＂清乡＂计划，粟裕召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选在了南坎，参加会议的都是新四军在苏中地区的重要领导人。 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各级领导反复讨论制定了应对日军＂清乡＂的具体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了部队转移路线、武器装备调配、地方武装配合等诸多重要内容。 然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施亚夫在参加日军的一次军事会议时，意外发现日军最高司令官小林信男掌握了南坎会议的全部内容。 施亚夫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新四军的领导们按照原定路线返回，必然会遭到日军的伏击。 在这危急时刻，施亚夫想出了一个妙计。他将日军的部署计划和一张警告信条藏在香烟盒里，让可靠的部下以送礼为名，将香烟送到了粟裕手中。 粟裕打开烟盒，看到了这份惊人的情报。情报不仅揭示了新四军内部有奸细，还详细说明了日军的伏击部署。 粟裕立即做出了一系列紧急部署。他首先下令关闭了军中所有的电台，防止敌人通过无线电监听获取更多情报。 随后，粟裕通知所有参会人员改变返程路线。他安排人员分散撤离，避开日军的伏击圈。 对于那些已经启程的同志，粟裕派出了多支小分队沿途寻找通知。有的同志正准备上岸时接到通知，立即改变了方向。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最终挽救了大多数领导人的生命。日军精心布置的伏击圈扑了个空，让小林信男气得直跺脚。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因为走水路返程，没能及时收到消息。 粟裕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调动海防团和当地的渔民展开搜救。经过四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茫茫大海上找到了管文蔚的船，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在施亚夫的情报帮助下，新四军展开了一场彻底的内部排查行动。经过半个月的严密调查，终于将潜伏在军中的特务分子揪了出来。 这些特务分子被秘密处决，他们的供述也帮助新四军堵住了更多的情报漏洞。从此，日军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轻易获取新四军的机密信息。 粟裕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施亚夫的贡献。他称施亚夫为＂救命恩人＂，明确表示如果没有施亚夫的及时预警，新四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施亚夫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由于日军的多次行动都因情报泄露而失败，小林信男开始怀疑伪军中存在内奸。 1944年初，日军对施亚夫的身份产生了严重怀疑。他们查出了施亚夫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发现了他与新四军之间的一些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决定让施亚夫回到新四军。按照粟裕的建议，施亚夫选择了公开起义的方式，这样既能安全撤离，又能带动其他伪军官兵投诚。 在一个危急关头，施亚夫带领部下成功突出重围，与新四军会合。他带来的起义部队被编入苏中军区，成为一支抗日纵队，由施亚夫担任司令员。 这场起义不仅保全了施亚夫和他的部下，还给日伪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更重要的是，这次起义向其他伪军官兵展示了一条光明的出路。 新中国成立后，施亚夫被任命为南京公安总队的副队长。由于他在伪军中的特殊经历，1955年军队授衔时他没有获得军衔。 尽管如此，施亚夫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直到91岁高龄时，他才首次公开讲述了这段传奇经历。 在接受采访时，施亚夫说：＂汪精卫为了扩充实力，向日本讨价还价，把我这个新四军情报人员变成中将师长。＂这句话道出了当年地下工作的艰险。 2010年10月23日，施亚夫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