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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六年后，前公司突然给我来电，通知我去领15000。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同事的恶作剧，但了解真相后，我心情复杂地前去领取这笔钱，并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2015年，我的同事姚婷患上尿毒症，经历离婚，急需肾移植。公司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而在我离职之前，她曾向几位关系密切的同事借款，有的借了2000元，有的借了8000或10000元，而我则借了12000元。
当时，我内心感到复杂，我们曾相互共事多年，面临的并不是绝症，无法漠视她的困境。
然而，姚婷的命运却出乎意料的不幸，手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数月后不幸去世。她的父母也因此变得苍老许多，一夜之间白发苍苍。虽然有同事提议前往她的老家表示慰问，但也害怕面对如此伤心的情景，最终只有少数几个代表前去。
之后，姚婷的前夫再婚，孩子留在他身边。我们与她前夫并不熟悉，于是失去了联系。至于我们所借出的钱款，有些令人不快，毕竟我们每月的工资也只是几千元，但她已经不在了，不可能向她的前夫讨回，只能安慰自己：把它当作一种善举，把同事情分放在前，不再计较。
2016年，我生了二胎后也离开了公司，以前的同事散布在五湖四海，只能通过手机保持联系。
前几天，财务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公司一趟，有一笔款项要交给我。
详细询问后，我才明白，姚婷在去世前交代她的父母，务必要归还我们的借款。
这对60多岁的农村老人，这些年来边务农边做零工，不知道吃了多少顿咸菜馒头，才攒下这笔钱。由于没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他们费尽周折找到了以前的公司，要求财务将钱交给我们。随着钱一同交付的，还有一张已经磨损得几乎无法辨认的纸片，上面记录着我们的名字和金额。
这是姚婷的字迹，应该是手术后写的。字迹曲曲折折，轻飘飘的，有些地方已经被磨损得模糊不清，可见当时的虚弱，但她仍然清晰地记录着每一笔借款。当初共有六个同事向她借款，总额达43000元。
她去世后，只有一个同事曾抱怨过，表示钱无法追回，其他人则默默承受。毕竟在手术前，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出现严重排斥反应，夺去她的生命。
她借给我12000元，我的父亲还了15000元，另一位同事也与我一同前去，他借出去了8000元，被还了10000元。财务告诉我，其他几人也都多还了钱，似乎连带利息一并计算了。
每个人的钱都被仔细地包装，上面用铅笔写着名字和金额。
接过钱款，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我和另一位同事商量后，查找了以前同事的地址登记，联系了当年前去送姚婷最后一程的大姐，决定代表姚婷去看望她的父母。
经过火车和汽车的长途旅程，我们边打听边找到了姚婷的老家。她的母亲独自一人在家，听说我们是前同事，激动得泪流满面，不停地述说以前同事的点点滴滴。
原来，姚婷去世后，她的父亲黯然失落了数月，但想起女儿临终时的嘱托，决定外出打工还债。为了治病，他们借了超过30万元的外债，虽然有一个儿子，但生活并不富裕，老人不愿意给儿子增加额外的负担，于是跟着乡亲去工地打工。
一开始，由于年龄较大且没有经验，他在工地上吃了不少苦头。在同一份工作下，别人一天可以挣200元，而他只有80到100元。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他不得不停工，只能到处收集瓶子和纸盒卖钱。
六年的时间里，这对老人勉强度日，最终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姚婷的母亲安慰我们说，债务也许是一种负担，但也支撑着她们度过最艰难的岁月，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如果不是这些债务，她们在女儿去世的那段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熬过。
因为当初他们没有听从劝告，选择了为女儿进行移植手术而非透析，所以女儿去世后，他们自责不已。
我瞥了一眼同事，轻声告诉她我的想法：“我想将这些钱还给姚婷的母亲，这也算是替她尽孝了。”
同事红着眼睛点了点头，悄悄地加了2000元，趁我们与姚婷的母亲交谈时，将这些钱放在了她的枕头下。
上车后，我们给姚婷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叔叔已经还了钱，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枕头下的这些钱，是我们两人代表姚婷尽孝给她和叔叔的，请她们收下。
姚婷的母亲不停地说：“不用了，她爸爸回来会责备我的，真的不用了……”我们哽咽着告诉她，我们已经离开公司很久了，不需要再还给公司，他们代表女儿还债，是一种信义，而我们代表婷婷尽孝，是一种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