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刷到韩国出的一本新书，叫《女权主义者遇见警察》，整理了一些书中的内容，分享行动和改变的可能。
这本书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是韩国警察厅前性别平等政策官员李成恩（音译）。书中收录了9名女权主义学者、管理者的文章，记录从2018年开始，发生在韩国警察部门的性别平等实践。
“如果警察没有性别平等的视角，不同性别的公民就会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遭受歧视，即使处于犯罪等危险情况，也无法得到同等的安全保障。”
2018年，韩国女性对于性别平等的呼声十分强烈，指责警方在诸多性别暴力事件中的失职。因此韩国警察厅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性别平等政策的部门，并任命女权学者李成恩作为负责人，成立了由内部人员、公民和专家参与的性别平等委员会，开始性别平等治理，改革保守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警察组织。
在过去几年里，通过艰难的推进，一些切实的、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改变发生在韩国警察内部。
首先是促进性别融合招聘。2018年那会，韩国女警的比例只有11%，一些基层派出所甚至不配备最基本的女厕（记得韩剧《信号》里就有类似情节），女警在警察队伍中被视为二等公民。按性别分开招聘，高层管理人员任意确定性别比例，违反法律规定的平等权益。而性别平等委员提出实行性别融合招聘，基于警务人员的岗位特征，采用相同的体能测试标准，废除现有按性别区别标准的单项体能测试。这一提法被攻击为“女警察的扩大会削弱男警察的权力”。由于内部阻力过大，原本应在2023年实行的融合招聘被推迟至2026年。但2023年开始，韩国警察学院已经开始采用同样体能标准的融合招聘，2024年警察学院招收的女性新生数量创下历史新高。
其次是纠正警方新闻稿中的性别歧视用语。基于“N号房事件”等严重且普遍的网络性剥削，20年韩国数字性犯罪特别调查组成立，作为逮捕犯罪嫌疑人和保护受害者的跨部门组织，性别平等委员会也是其中一员。委员会在当时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纠正调查组在新闻发布会和新闻报道中使用的性别歧视用语，例如将“隐藏摄像”改为“非法拍摄”，将“色情淫秽”改为“性剥削”，将“恋童癖”改为“儿童性暴力”，将“色情复仇”改为“威胁传播性剥削内容”等等。这一工作也是性别平等委员会和妇女权益团体沟通合作所努力达成的，警方对于事件的定性和表述，也直接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以及社会对于性犯罪的整体态度。
此外，书中提及的变革还包括：针对警察组织内部性犯罪的综合措施，尝试将内部的性骚扰、性侵害案件统一到警察总局处理，由受过性别平等培训，在预防二次伤害方面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进行调查；面向新入职警察、高级警察等不同层级的性别平等培训项目；建立性别影响评估这一自我诊断体系，减少警方在发布有关安全的信息时，因宣传材料具有性别歧视内容而遭致批评的情况。
这本书所传达出的核心非常有力：
警察需要树立性别平等的观点，这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与确保公民安全直接相关的基本工作能力。
因为“当警察变得性别平等时，每个人都会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