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军地下党周迪道叛变投敌，新四军内部有人喊着要除掉他，他知道得太多了，谁料，浙江纵队负责人何克希却在心里暗喜：800万元的军费有着落了。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军费问题尤为紧张。 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紧急召见周迪道，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指示他筹集800万元的军费，这笔资金直接关系到部队的生存与战斗力。 何克希一再叮嘱，任务艰巨，但必须完成。周迪道没有多说，接下任务后便带着简单的行李启程。 周迪道化名朱人达，进入宁波余姚一带开展活动，他深知筹款不可能光靠强硬手段，于是将目标锁定在当地的大地主、商贾以及与伪军有联系的人身上。 凭借过人的口才和敏锐的判断力，他逐步打入一些上层社会圈子，用游说、威逼和筹划周密的方案，短短几个月内就筹集到了一部分资金。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与他有过节的伪乡长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向日军警备部告密。 不久后，日军突袭了周迪道的藏身处，他虽然极力反抗但最终还是被捕。 被押往日军警备部的途中，他始终保持冷静。到了警备部后，面对严刑拷打，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新四军的身份，但此时他身边的其他人中出了叛徒，向日军指认了他。 日军对他的身份深信不疑，接连几天对他施以酷刑，企图从他口中得到更多情报。 周迪道知道此时的自己再否认身份已无意义，但如果真的招供，那不仅自己会被处决，还可能连累整个新四军浙东根据地。 他咬着牙撑过了几轮拷打，突然在一次审讯中开口道：“太君，我愿意为你们做事。我了解新四军的内部情况，可以帮你们瓦解他们。” 这句话让日军指挥官铃木政一眼前一亮，但同时也充满了怀疑。毕竟许多被抓捕的共产党人都是宁死不屈的硬骨头，而像周迪道这样“主动投降”的却极为少见。 为了打消日军的疑虑，周迪道被迫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他被带到了一家酒馆，伪装成享乐主义者，与日军一起大吃大喝，甚至主动要求陪日军去青楼。 这个举动果然让铃木政一放下了戒心，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贪图富贵的普通人，铃木政一甚至开始对周迪道的“忠诚”抱有期待，决定进一步利用他。 就在日军以为自己成功策反了一个“宝贵的内线”时，周迪道已经开始了另一番计划。 他主动提出协助日军组建一支特工队，理由是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收集新四军的情报，铃木政一欣然答应，还为这支特工队取了代号“400”。 特工队成立后，周迪道利用身份之便，悄悄发展了一批可靠的同志作为自己的核心成员，他们一边向日军提交虚假的情报，一边秘密传递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周迪道并没有忘记筹集800万元军费。 他借助自己的新身份，重新联系了几个商人和伪军内部的关键人物，为了掩人耳目，他甚至假装向这些人勒索军费，但实际上是在为新四军筹集资金。 这期间，他还策反了60多名伪军和汉奸，将他们转化为潜伏的情报员。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一次一名日军中层军官察觉到特工队的一些情报前后矛盾，开始怀疑周迪道的忠诚。 这名军官试图将怀疑上报铃木政一，但被周迪道抢先一步暗中策反，并成功制造了对方的意外死亡假象。 这次危机过后，周迪道更加小心谨慎，每一步都走得滴水不漏。 1945年初，日军已经感受到战争的巨大压力，许多军官对日本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周迪道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情绪，他趁机利用手中的资源，为新四军送出了最后一批重要情报，并筹集到了所需的全部军费。 与此同时，他安排特工队成员逐步撤离，将自己留在最后。 最终，他带着资金和策反的部分伪军安全返回了根据地。 战争结束后，周迪道的贡献被组织高度评价，但由于在任务中采用了极其冒险的手段，包括假意投降和与日军周旋，他的经历一度引发争议。 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假投降是叛变的象征，而他的筹资方式则被认为过于危险。 周迪道对此没有过多辩解，他只说：“只要任务完成了，怎么做并不重要。” 建国后，周迪道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他的传奇经历虽然鲜有人提及，但浙东根据地的战士们却始终记得他冒死筹集800万元军费、为抗战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