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福州解放。蒋介石下令将带头逃跑的李延年、李天霞关押，声言要枪毙。二李被抓，让在漳州的国民党上将刘汝明大感不安，担心也步后尘。 刘汝明是河北献县人，十七岁投军加入北洋军，他的管带是冯玉祥。冯玉祥第一眼看到刘汝明后就很喜欢，不久后就提拔他当了仆长(相当于班长)。此后，随着冯玉祥势力的不断扩大，刘汝明的职务也不断晋升，成为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一。 中原大战中，刘汝明被冯玉祥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指挥三个军，当时蒋军的陈诚、蒋鼎文、顾祝同等人，也不过是军、师长。 中原大战后期，西北军将领见大势已去，纷纷倒向老蒋，接受改编，刘汝明召集部下说：“我追随冯先生十八年，是把他我从一个小兵提拔为总指挥的，别人投不投是他们的事，我们是决计不行的。” 直到冯玉祥宣布下野，西北军“五虎将”之一的宋哲元，所部编为29军后，刘汝明率部去投，担任师长。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系统，在卢沟桥事变前夕，控制察哈尔、河北两省及北平、天津两个特别市，说是一个军的番号，兵员却超过十一万，刘汝明的师，实际兵力超过一个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二十九军的部队扩编为两个集团军，刘汝明先后担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等职务，并被授予中将加上将衔，成为可以肩挂三颗星的蒋军将领。 在抗战中，刘汝明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1937年8月，汤恩伯率部与日军在南口激战十几天，战后他将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并向老蒋状告刘汝明，说其保存实力。 刘汝明派亲信李诚一去找老蒋汇报，说刘汝明率部在张家口和日军血战一周，阵亡旅长一人、团长二人、营长十几人，其中有个叫刘田的团长，在身上绑满手榴弹冲向日军坦克壮烈战死。 老蒋了解情况后，收回了对刘汝明的处分，并随后亲自召见，奖励了几万大洋。 有一次日军空袭时，刘汝明的大儿子刘铁山和二儿子刘铁军，背着高射机枪奔跑着向日机射击。刘汝明得知后，干脆把刘铁山送去美国学习驾驶技术。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空军是最危险的，尤其是飞行员，死亡率极高，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中，送子弟参军的不少，但送去当飞行员的几乎没有。刘铁山学成回国后，在一次空战中战死。素来对西北军将领有成见的何应钦，十分感慨，此后每每谈及此事，总是要称赞刘汝明一番。 日本投降后，刘汝明率部到许昌受降，之后，他的第二集团军改为第四绥靖区，划归郑州绥靖公署（公署主任刘峙）。刘汝明效仿老长官冯玉祥，对部队推行家长式管理，使得官兵对他很是服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正因如此，老蒋对他一直采取以拉拢为主的手段。 徐州“剿总”成立后，此前因屡战屡败被老蒋撤职一年多的刘峙担任总司令，刘汝明见刘峙又当了自己的直接长官，气不打一处来，对亲信发牢骚说这仗不能打了，早晚都是个输。 淮海战役前夕，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在广播上号召原西北军将领阵前起义，老蒋将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等人召到南京，口头上进行安抚，暗中则指示保密局长毛人凤派特务监视几人及其家属。 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率二万多官兵在运河前线起义，老蒋震怒之下将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召到南京，名为调查，实则软禁；不久后，孙良诚兵败被解放军俘虏。 孙良诚后来被派去劝说刘汝明起义，不想这是孙良诚逃离的阴谋，陪同前往的周镐等人被刘汝明押解去南京“请功”，不久后周镐等人遭到杀害，这是刘汝明军事生涯中的一大污点。 淮海战役后期，刘汝明和李延年的绥靖区改为兵团，这两个兵团司令官受命北上救援黄维兵团，但两人都是保存实力的好手，除了在老蒋派次子蒋纬国督战期间，稍有积极外，其余时间都在“打酱油”。 渡江战役前，刘汝明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官，在解放军渡江后，他不理会总司令汤恩伯的命令，自行率部一路南逃。 福州解放后，老蒋下令将临阵逃脱的李延年、李天霞这两个黄埔将领关押审判，这让刘汝明大为不安。老蒋为了让刘汝明替他卖命，派人送去二十万大洋劳军，让他协助汤恩伯防守厦门。 在老蒋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刘汝明和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慷慨陈词”，说定然会“死战不退”。老蒋大为高兴，表扬了刘汝明和胡琏。 老蒋回到台湾后，和陈诚谈话时，认为只要刘汝明、胡琏肯用力，厦门守上三个月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老蒋实在是想多了，解放军发起进攻后，胡琏的部队，跑的比刘汝明还快，当然刘汝明跑的速度也不慢。 虽然刘汝明试图保存实力，但自江北溃逃到厦门，千里路程，部队还是损失大半。厦门解放时，刘汝明带着一万多残部乘船去台湾，陈诚这边早就严阵以待，派三个团的人驻守在高雄港，待刘汝明的部队一下船，就全部缴械，打乱建制分配给了台湾的其他部队。 到台后的刘汝明，被免去一切职务，只挂了一个战略顾问的虚衔，两年后，已无利用价值的他被强制退役。晚年的刘汝明，过着赋闲的寓公生活，以撰写回忆文章来消磨时间。（图片：刘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