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美女死刑犯尹艳萍，在即将被执行枪决之前，女狱狱警问她：“你还有什么愿望吗？”尹艳萍慢慢地回答道：“我想穿上男朋友给我的红色婚纱。”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十余个年头。这个时期，沿海城市的发展如火如荼，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外资企业纷纷进驻。 然而在云南这样的边陲山区，发展的步伐却显得格外缓慢。农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大部分家庭仍在温饱线上挣扎。 199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了2.2:1，这个差距在后来的几年里还在不断扩大。城市里的人们开始追求时尚，购买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而农村很多地方还在为基本生活费用发愁。 这种巨大的反差催生了第一波农村劳动力进城潮。年轻人背井离乡，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涌向那些灯火通明的城市。 尹艳萍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夹缝中。出生在云南偏远山村的她，和千千万万个农村女孩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村里的生活单调而艰苦，每天都是重复的农活。但城市的故事却在悄悄改变着年轻人的心。 1995年，16岁的尹艳萍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一年，村里来了一位开着小轿车回乡的女人，浑身上下都在诉说着城市生活的繁华。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并不罕见。很多外出务工的人衣锦还乡，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农村青年的向往。 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5000多万人。这些人中，像尹艳萍这样的年轻女性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进城务工看似是一条通向富裕的道路，但现实往往充满着陷阱。由于教育程度低，很多农村女性在城市只能从事最基础的服务行业。 1990年代的中国城市，工厂、餐馆、商店都在招工。但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的尹艳萍来说，能选择的工作机会极其有限。 中国公安部的统计显示，1990年至1997年期间，仅云南一省就缴获海洛因超过10吨。边境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呈现出规模化、组织化的特点。 毒贩们利用边境线长、地形复杂的特点，发展出了多种走私手段。有的利用边境少数民族往来便利进行运输，有的借助货物贸易掩护走私。 1995年，中国开始实施《禁毒法》，加大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但由于利益巨大，仍有大量人员铤而走险。 边境地区的管控虽然严格，但漫长的边境线仍存在诸多监管盲区。毒贩们往往选择在深夜或凌晨时分，通过偏僻的山路运输毒品。 在这个庞大的毒品交易网络中，像尹艳萍这样的人只是最底层的运输者。这些人往往先是吸毒成瘾，后来为了筹集购买毒品的资金而参与贩毒活动。 根据当时的调查数据，90%以上的毒品运输者都有吸毒史。一旦开始吸毒，人就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 吸毒对人的摧残是全方位的。从身体健康到精神状态，从家庭关系到社会关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医学研究表明，海洛因成瘾者平均寿命只有43岁。长期吸毒不仅破坏身体机能，还会导致人格扭曲。 为了维持毒瘾，许多吸毒者不得不铤而走险。当时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吸毒者都有过违法犯罪行为。 尹艳萍在1997年4月运输3公斤海洛因时被捕。这个数量在当时已经构成了死罪。 根据1997年修订的《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50克以上者，可判处死刑。这个规定体现了国家对毒品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在中缅边境，像尹艳萍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据统计，1990年代云南省每年因毒品犯罪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都在数十人以上。 毒品犯罪往往具有连带性，一个人的堕落可能会带来一串人的毁灭。执法记录显示，许多毒品犯罪团伙都是由亲友关系发展而来。 从1995年到1997年，尹艳萍在毒品交易网络中的角色不断发生变化。从单纯的吸毒者，到小规模的贩运者，最后发展成为跨境运毒的重要环节。 这种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逐渐沦陷的过程。最终，法律给出了它的裁决。 1999年初，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尹艳萍作出了最终判决。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运输3公斤海洛因已远远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死刑犯的最后遗愿一直存在着人性化的处理传统。这种做法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保持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司法工作者在执行死刑前，通常会询问死刑犯是否有未了的心愿。这些心愿如果不违反法律和监规，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统计显示，死刑犯的临终心愿大多与亲情有关。有的想见亲人最后一面，有的要求写一封遗书，有的希望能吃一顿家乡饭。 尹艳萍提出要穿上男友送的红色婚纱的请求，这在当时的死刑执行记录中也是很特别的一例。红色婚纱既象征着中国传统的婚礼，也代表着她未能实现的人生愿望。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个请求并不违反任何规定。执法人员在请示上级后，批准了这个请求。 1999年的中国，死刑执行仍然采用枪决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2010年前后，才逐步被注射执行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