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在分厂综合办工作那会儿，单位新调来了一个工会主席，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

我之前在分厂综合办工作那会儿，单位新调来了一个工会主席，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 她的年纪和我相仿，也就30出头的样子，快人快语，做事果敢，性格豪爽，从来没有年少得志的官僚气息，待人非常诚恳。 或许是和她投缘，不久我心里就拆掉了和“领导”划开界限的心墙，很自然地和熟悉起来。 加上她的女儿比我家女儿大一岁，周末有时候会约上相互串门，让孩子们在一起玩，不知不觉中和她也有了私交。 后来，父亲患癌的一年，反反复复地去住院。 她家里离父亲住的医院非常近，星期天她总是让我女儿带到她家，让我腾出来时间照顾父亲。 她每次去看父亲，从来不拿任何礼品，总是临走时悄悄地放下钱，她知道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单位里的领导去慰问，走的时候给我一个信封，说是工会有这一项慰问金。 她走后我打开里面四千元，我知道慰问金不会有那么多，她怕我有心理负担才这样说的。 由于，我们私交多了，和她的父母也相识了。 她的母亲还说：“我们家XX只有两个弟弟，你们两个合得来，正好有个说体己话的人。” 不久，她职务提升去公司工作。 虽然，我们上班的距离远了，她还是时常给我指点工作中的迷津。 她家的座机号码也给了我，对我说：“你是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的人。” 又过了几年，她已经是处级干部了。我也调入总公司工作，还是一个普通的管理岗位。 有人议论她的后台，我宁愿相信她自己的努力和经营，在我心里她还是她。在她心里，我还是她毫无忌讳可以吐槽任何事任何人的消音器和碎纸机。 她时常怪我是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四十出头了还是一个普通的管理岗还，但从来也没有真嫌弃过。 就这样，时光匆匆而去，我们的女儿都考入市重点高中，她家的女儿比我家的高一届。 我想我们就这样相伴到老，可惜没有岁月静好。 爱锻炼的她总是徒步半个多小时上班，一向身体结实的她，因为长时间的不适去医院检查，已是卵巢癌晚期，已经没有手术的可能。 生命给她按下了暂停键，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她放下了工作去北京治病。 不久，也只是惆怅地带着化疗方案回本地医院治疗。 我去医院看她，提前做了无数次心理建设才不至于落泪。 她的母亲60多岁了，满头的华发，送我到楼梯口，我们都忍不住还是哭了。 开始，单位要抽调人去医院陪护，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要求去，分两班轮流。 我给她打电话质疑她为什么不直接叫我过去，她伤感地说：“要留着到重要的时候用你！” 癌魔肆意地吞噬着她的健康，她在尽芳菲的四月，光着头带着带着绒线帽，眼窝凹陷，上半身皮包骨，肚子却如临盆，双腿浮肿...... 去医院的陪护有当初的自告奋勇到后来的指派，到后来劳资上指派也不愿意去了，只有她的另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还在坚守。 “XX,我想让你来医院陪护我一段时间。你要是愿意我明天给劳资处长打电话？”她虚弱的声音已经没有丝毫平时的爽朗。 第二天，我没有等单位的安排，直接去了医院。她坐在床上，的手臂和手指上带着测量仪器，眼神空洞地订着15楼窗外明媚的春光。 她的母亲见我来了，说：“你来了，我都放心了，我要回家一趟了。” 我们都知道她走到了人生尽头，但她不提我也不说。我在家做了她爱吃的饭，她不想辜负我的心意，总是打起精神吃上一些。 她的身体迅速地枯萎下去，停掉了所有治疗的药，开始打蛋白。 两个弟弟争着给他去买，总想多留一天他们的姐姐。 到后来，她的老公实在扛不下去了，我有时候晚上也陪她度过难以入睡的慢慢长夜。 最后，她的腰部以下只要稍微弄破点儿皮，就不停地有黄色的液体流出，蛋白也停下来了。 她的母亲把我拉到走廊里说：“我不想让她再受罪了，你知道她的喜好，你和她老公去给她买最后的那身新衣吧。” 在那个午后，我们跑了好多地方终于买齐了，走在街上看着一切都是暗淡的灰色...... 一天，公司领导们来病房慰问，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她虚弱地摇头之后，对他们说：“这是XXX,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她的工作能力很强，人也特别踏实！”她说完之后，用眼睛示意着我。 我最怕面对领导，何况是一群领导，我还以为她怕我也不愿意陪护她了，就对领导们承诺“只要单位的工作有人替我干，我也没有任何困难。” 领导们停留了不久，就走了，她因为说了太多话也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三天后的5月1日，37岁的她含着所有的不甘和不舍离去了，我坚持到送她到最后一程。 完事后，我回单位上班。 劳资处长见了我，对我说：“她有了你这样的朋友值了，你也一样。那天，在医院里领导们问她有什么要求和困难的时候，她只说了你，那是她为你做的最后的争取，可惜你没有听出来，而且你也不是那样的人，我这里只能按规定给你补上加班工资。” 我听了劳资处长的话，泪水又漫过我的双眼，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还在为朋友做着最后的努力，我的后知后觉已经没有办法说给她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