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大部分都是非黑即白的，纸面之上，要么是轮廓鲜明的英雄，要么是显而易见的痞徒。其实，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有如一条河流，其行进时速时缓，时清时浊，每一刹那，都有不同的征象。这一刹那，可以成为高尚的英雄，另一刹那，又可能变成卑污万恶之人。 我们读历史，去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也一样，除了会不自觉地戴上非黑即白的眼镜，很多时候，我们还会犯“一叶障目”的毛病，往往认为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幕，就是人家全部。 这样的毛病，老黑也有。 谈及国民党“新CC”系大佬，以学者身份从政的朱家骅，很长一段时间，老黑就觉得这是一个白皮黄心的家伙，在德国留学那么多年，戴着一顶博士的帽子，竟然能干出如此愚昧荒唐的事情，足可见此人内在里是一团败絮，不值一提。 之所以有这个印象，还要从1943年说起。 这一年春夏，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为博取蒋介石的欢心，竟导演了一出“献九鼎”的丑剧。 据说，听闻此事，蒋介石“文胆”陈布雷极为反感，对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我意古人说鼎革，是先有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多难，日寇入侵，以鼎为献，非其时也，且易引起陈旧意识。”陈布雷这话说的很明白，现在是国家蒙难，国人蒙羞，岂有献鼎的道理？况且献鼎意味着有人想当皇帝，这不是开历史倒车，招中外恨骂嘛。 有很多材料讲，蒋介石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得知之后，当众申斥朱家骅：组织部朱部长作了九个鼎给我作赠礼，这是什么意思？你送这些东西，是要我盗窃神器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赶快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销毁！ 由于听闻四大家族、国民党大佬的丑闻太多了，如果你不去深入地了解朱家骅这个人，很容易就会相信。 老黑怀疑这件事，是从看到冯玉祥的一则材料开始的。 据老报人陆诒披露，1943年上半年，陆诒去采访冯玉祥。冯玉祥跟他讲，有一天，他去民生公司的造船厂演讲献金救国，讲完之后，卢作孚引导他参观船厂的各个车间，结果在金工车间，看到了准备献给蒋介石的九只铜鼎。 冯玉祥问，这是谁出的主意？ 旁边有人说，这是蒋先生自己的主意。 此事遭到中外一致反对，闹开来之后，朱家骅代蒋受过，私下里曾发牢骚说：如果他不叫我们献鼎，我们会献吗？美国的报纸揭穿了此事，他就佯装不知道，发脾气来骂我们！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原先是“C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地盘，蒋介石让朱家骅接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打压“CC”系的势力，而朱家骅以学者身份从政，政治情商是很高的，为了与二陈区别开来，他对蒋介石的政治姿态，一直是比较恭顺，谨小慎微的，像“献鼎”这么大的事情，如果真是组织部的主意，他不可能不提前汇报，所以蒋介石的公开斥责，很有欲盖弥彰的意味。 事实上，作为民国时代的精英代表，国民党的高级官僚，朱家骅在整体上是非常不错的，不说多的，有两条，朱家骅给老黑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第一、朱家骅为官，有担当精神，非常时刻敢于站出来负责任；第二、此人为官极度清廉。 朱家骅在国民党官场能够出人头地，起始于戴季陶的赏识推荐。很早的时候，戴季陶就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指的是易培基，一个即是朱家骅。 但朱家骅真正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则是来自于朱家骅勇于担当负责任的精神。 1930年，朱家骅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学生前往中央党部请愿，要求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直接给予明确答复。那一天，下着很大的雨，蒋介石不在，朱家骅担心学生闹出对蒋不利的事，一直站在大雨里维持秩序，直到学生安全撤离。 蒋介石得知此事，非常感动，认为朱家骅做事，不是做样子，是真负责。 让老黑印象深刻的是1937年在浙江省主席任上，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一味采取焦土政策，想在杭州失陷时一把火烧了，朱家骅坚决不同意。他说，一个地方不得已失守了，这个地方上的人民财产还是我们中国的，我们总有回来的一天。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那样，受损害的还是自己的人民。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需要极大的勇气，担当的精神。 就这一点而言，朱家骅就比一把大火烧了长沙城的张治中强。 那个时候，文人在前线主政，很困难，迫于形势，蒋介石后来调派桂系大佬黄绍竑接任浙江省主席。12月初，黄绍竑抵达金华，问当地行政督察专员阮毅成：朱主席是否已来金华，准备何时办理移交？ 阮毅成回答说：朱主席还在杭州，恐怕要在杭州办理移交了。 当时，能跑的早就跑了，黄绍竑见朱家骅还在危城中，颇为敬佩感慨地说：“他能在杭州等，我当然能去杭州接。” 按照惯例，朱家骅离任，省政府要送五万元政费。 但朱家骅却严词拒绝了。 他说：如今国难当头，要我公开收取五万元卸任费，岂不贻笑大方。我作为一介文人，对战乱无能为力，保全自己的名声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此惯例，实在是陋规，必须革除。 因为一生秉承清廉作风，朱家骅晚年在台湾，生病住院做手术，竟然支付不起费用，在旧属的资助下，才得以渡过难关。 要知道，他曾经可是位居蒋介石、汪精卫之后的国民党三号人物。
江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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