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31日晚，周总理审看“庆八一”的节目《红灯记》，看到舞台上的鸠山，不满地说：“这个鸠山有袁世海的形，没有袁世海的神，袁世海哪儿去了?”旁边有人回答道：“雪藏了。”总理问：“他有什么问题?”旁边人说：“还没下结论呢!”总理不满地说：“袁世海的情况我知道，幼年进科班，后来在社会上演戏，如果没什么问题，明天让他演吧。”就这样，袁世海从睡梦中被“解放”了，当日就参加了《红灯记》的演出。此后他作为饰演反派人物的待遇是：不挂名，不谢幕。 袁世海与京剧的不解之缘，始于那个风起云涌的1927年。那年，他年仅11岁，却已怀揣着对京剧的无限热爱，写契加入了享誉京城的“富连成”科班。初入科班，他被分配到了老生行当，开始了自己戏曲生涯的启蒙之旅。仅仅8个月之后，袁世海便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登台机会，在广和楼的舞台上，他饰演了《天水关》中的赵云一角。虽然只是初露锋芒，但他那灵动的身姿、坚定的眼神，已显露出不凡的潜力，让人不禁对这个年少的孩子刮目相看。 在科班里，袁世海有幸遇到了眼光独到、善于因材施教的肖长华老先生。肖老先生一眼就看出袁世海长得虎头虎脑，表演起来一招一式颇有几分名净郝寿臣的风范。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改变袁世海艺术人生的决定——让他改学花脸。这一改，不仅让袁世海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艺术定位，还引出了一段改名的佳话。 “富连成”科班前后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庆8科近800名学员，可谓是京剧界的黄埔军校。袁世海入科时，艺名为袁盛钟，寓意着他在“盛”字科中的学习和成长。然而，当时“盛”字科学生人数众多，科班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教学，便新开了“世”字科，并将年龄较小的“盛”字科学生拨入“世”字科。巧的是，同科中有两个姓袁的学生，袁世涌和袁世泉，名字都带水字旁。肖老先生便顺“水”推舟，给他起名叫袁世海，寓意着他的艺术之路将如海洋般广阔无垠，前途无量。 改名后的袁世海，在舞台上也逐渐崭露头角，他的表演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有的教师见状，便提议让他重回“盛”字科，以彰显他的身份和地位。然而，肖老先生却风趣地说：“别再叫盛钟了，人家使‘剩’下的钟，谁买啊，哪有世海响亮呀！”就这样，袁世海这个名字便沿用下来，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标识。 在科班学习期间，袁世海就对郝寿臣先生创立的郝派艺术情有独钟。他不仅在舞台上悉心模仿郝寿臣先生的表演，就连生活中也处处以郝先生为榜样。那时，郝寿臣的艺名叫“小桥红”，而袁世海因其在科班中的出色表现，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小桥红”。这个称号不仅是对他表演的认可，更是对他未来艺术道路的期许。 出科后，袁世海继续演出郝派的剧目，并且心中立下宏愿，一定要拜郝寿臣为师，深入学习郝派艺术的精髓。他深知，只有真正掌握郝派艺术的真谛，才能在京剧界立足并有所作为。1940年，袁世海已经小有名气，深受观众喜爱。当他终于如愿以偿，拜郝寿臣先生为师后，他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把所有演出过的郝派戏都请老师重新“下挂”，从头学起。这种谦逊好学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也让他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郝派艺术的魅力和内涵。 18年后，郝寿臣先生辍演，而袁世海已经成长为名声显赫的艺术家。演出后，他捧着与伟人的合影，满怀敬意地送到老师家中。照片下面，他恭恭敬敬地写着：“我的一切成绩归功于郝寿臣老师。”这句话不仅是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更是对他艺术道路的深刻体悟。 世海同志在演艺事业上，向来都是一丝不苟，对待每一个角色都如同雕琢艺术品般字斟句酌、一板一眼，绝不容许有丝毫的马虎。这种严谨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自己的表演中，也深深影响着他周围的青年演员们。他常常对青年们说：“表演的真谛并不在于外在的模仿，而在于内心的揣摩与体悟。”他强调，要想把角色演活，就必须先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感受他们的思想波动、心理变化、态度立场和情感纠葛。 对于青年演员来说，世海同志不仅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值得敬仰的艺术前辈。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以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与青年演员交流心得、分享经验。他常说：“艺术是无止境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的路上。”这种谦逊的态度和博大的胸怀让青年演员们受益匪浅。 袁世海的学生在回忆梨园生涯时，总不忘提及师徒间那些繁多的规矩。在京剧界，老师们往往希望学生能将自己教的戏保持“原汤原汁”，不容许有丝毫改动。因学生演走样而师徒反目的事情并不鲜见，但袁世海先生却在这方面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宽厚与博大。 自我拜先生为师的那一天起，他就从未要求我仅师承他一人。相反，他总是鼓励我博采众长，不仅学袁派，也要学裘派，还要汲取其他花脸艺术之特长。他常说：“你跟我学戏，不是要你把我揉碎了变成我，而是要你根据自己的特点，把我揉碎了变成你。”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成为了我艺术道路上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