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1年，明神宗朱翊钧一时兴起，临幸了一名宫女。不曾想，仅一次，此女便珠胎暗结。神宗不以为然地说：“宫女怀孕，不足挂齿。”不料，此话却惹恼了一个人，她力保宫女，还让她生的儿子成了太子。 万历元年（1573年），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因年幼无力亲政，国家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手中。张居正以雷霆手段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他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整顿驿递系统，加固边疆防御，力图恢复因前朝奢靡而衰落的国力。 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被称为“万历中兴”的黄金时期。 在此期间，明朝的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得到了显著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朝廷的财政收入也逐步稳定。然而，这一切辉煌的背后，却掩藏着潜在的危机。 然而，随着朱翊钧年岁渐长，他骄奢淫逸的性格渐渐暴露，逐渐背离了正道，堕入了声色犬马的泥沼。贪酒好色，大事不理，成了神宗后来的常态。年迈的母亲屡屡苦口婆心地规劝，却再也唤不回儿子向善的心。这位曾经无比勤勉的少年天子，终于在酒色中迷失了自我。 1581年，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大明宫中悄然发生。彼时，明神宗朱翊钧已过而立之年，却仍是一副昏庸荒唐的作派。这一日，他游兴大发，临幸了宫中一位名唤王氏的宫女。王氏竟在这一夕之后便有了身孕。消息传开，立刻在后宫中引起轩然大波。 那时，朱翊钧最为宠幸的，是郑贵妃。郑贵妃虽独宠多年，却一直膝下无子。宫女怀孕之事令她妒火中烧，整日以泪洗面。神宗见爱妃如此，连忙出言安抚:＂区区宫女，有何足挂齿，待孩子生下，自会有人处置的。＂ 谁知此话被人传到了神宗母亲李太后耳中。李太后闻言勃然变色，当即把儿子叫来，厉声质问:＂你口中的区区宫女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自己不也是宫女之子？＂神宗见母亲动了真怒，再不敢吱声。 事已至此，李太后岂容儿子胡来。她当即下旨，为王氏在宫中辟出一处静室，令其安心养胎。十月之后，王氏诞下一子，是为朱常洛。若说朱常洛此生能得荣宠，全赖祖母的庇佑，实在一点不为过。 为何李太后会如此维护一个宫女之子？原因有二:其一，神宗至此尚无子嗣，储位悬空；其二，这与李太后自己的身世息息相关。要知李太后本人，就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宫女。当年，朱翊钧的生父朱载坖还是藩王时，李彩凤入宫服侍，才有了今日的神宗皇帝。 如今，儿子仗着帝王的威严，竟将宫女之子视为贱民，这岂不是将自己和母亲的地位也一并贬低？李太后的一番苦心，朱翊钧又怎会懂得。 王氏产子之后不久，郑贵妃的肚子竟也有了动静。神宗大喜过望，决意将爱妃腹中的孩子立为太子。消息传到李太后那里，这位当朝太后再也忍无可忍。她找来儿子，摆明必须先立嫡长孙朱常洛为储，方称依古制。神宗却偏要违拗母意，力排众议，欲立幼子。 自此，李、郑二妃之子围绕着皇位展开明争暗斗，朝野两派，各持己见。这场＂国本之争＂竟打了15年之久。朝政因此而一度陷入瘫痪，党争激烈，险些酿成大祸。 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也就是1601年，在李太后的力主之下，朱常洛被正式立为太子，郑贵妃之子的宸封也被废黜。这场长达十五年的皇位争夺战，最终以嫡长孙的胜出而告终。 与此同时，太监专权现象愈发严重，皇室成员侵占田地的行为更是肆无忌惮。官员间党争不断，贪污腐败横行，国家治理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在万历年间，明朝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分别是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这些战役均以胜利告终，在短期内巩固了明朝的统治地位。然而，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压力。 宁夏之役平定了蒙古叛乱，但战争耗费巨大，对北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朝鲜之役虽然击退了日本侵略者，但明朝国库因军费开支而几近枯竭；播州之役平定了西南土司叛乱，却导致大量劳力被征调，进一步加剧了西南地区的民生困境。这三场战役在维系短暂和平的同时，实际上透支了明朝的财政和民力。 随着万历年间的深入，明朝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大量流民因田地被侵占和赋税增加而无处安身，社会动荡日益严重。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后金政权迅速崛起，成为明朝边疆的重大威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惨败，后金势力进一步逼近明朝核心地带。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去世，结束了其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这段时期内，他亲手摧毁了张居正所建立的中兴局面，放任朝政腐败，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正如清代学者所评价的：“明之亡，实亡于万历。”这一断语揭示了万历年间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短暂的中兴光辉掩盖不了其后漫长的失治困局，明神宗的统治最终成为明朝衰亡的关键节点，标志着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下滑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