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诈扩散，折射全球治理失衡的隐痛
电信诈骗从缅北向东南亚其他地区溢出的现象，让人不禁联想到一场无声的流疫。它不仅是地区治理漏洞的缩影，更暴露出全球在应对跨国犯罪时的短板。
一个“卖猪仔”底价25万元的惊人数据，赤裸裸地揭示了金钱在犯罪链条中的驱动力。而那些被骗至电诈窝点的受害者，往往被迫成为现代奴隶。可怕的是，这一产业的链条并不孤立，甚至有时与某些地方势力的利益挂钩——当暴利超越了法治的约束力，犯罪就像野草般蔓延。
缅北电诈的治理难点不在于“打不到”，而在于“打不深”。缅甸地方势力、泰国乡村治理缺位，以及跨境执法合作的掣肘，都为犯罪团伙的壮大提供了温床。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区域内法治水平的不平衡游戏。而对外，发达国家对这种问题鲜有关注，这让问题更像一个被区域性框住的“发展中国家危机”。
如同毒品交易的规律一样，电诈本质是制度套利的产物。它源自国内严厉打击后的“外溢效应”，也是不法分子利用东南亚法治薄弱带来的灰色空间。而解决这一问题，难点在于打击并未从根源上摧毁需求，甚至在严厉的手段下，犯罪网络以更隐蔽、更灵活的形式重组。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受害者、犯罪分子，还是执法机构，都成了这场灰产游戏的棋子。
“打一处，冒三处。”当前缅北的打击力度固然加强，但由此带来的“犯罪溢出”却在提醒我们，治理此类问题需要跳出单点治理的思维。缺乏跨国协调的电诈治理只能治标，难以治本。与此同时，犯罪网络的全球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发达国家虽然是电诈受害者的来源之一，却鲜少从体系上支持东南亚国家改进治理。
如果仔细剖析电诈的成因，表面看是东南亚法治的无力，深层次却是全球贫富差距、制度差异催生的怪胎。一边是被高额佣金驱动的犯罪网络，一边是经济窘迫、孤立无援的底层参与者，甚至还有被高薪许诺诱骗的受害者——当这些问题被制度性忽视时，真正的赢家其实是那些躲在幕后的“操盘手”。
电诈治理的成败，已不止是东南亚国家的挑战，它关乎全球如何解决跨境犯罪的效率，也关乎经济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能否遏制这场无声的灾难，答案并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