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05年，吴樾刺杀满清官员后留下的一张老照片。镜头中的他腹溃肠流，但头颅完好无损，虽血肉淋漓，依旧怒目圆睁。当时的清军对他的遗体进行拍照，然后印出数百份相片，刊登在报纸上，企图恐吓革命党人。 1903年，上海英租界里的一份《苏报》，掀起了一场震动清廷的舆论风暴。这份由章士钊主编，章炳麟、蔡元培等人撰稿的报纸，刊登了邹容的《革命军》，第一次公开号召推翻清政府。 在此之前，反清言论只能在暗地里传播，而《苏报》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租界的特殊地位，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一片自由言论的沃土，让他们能够直接面向公众揭露满清统治的罪行。 《苏报》详细披露了满清入关后的暴行，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事件。这些内容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让更多人看清了满清统治的本质。 清廷对《苏报》的内容极度恐慌，不顾租界规定派兵查封报馆，逮捕相关人员。邹容虽已逃出，但得知其他同仁被捕后，毅然选择自首，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租界当局和各国居民对清廷的非法行动表示强烈抗议。最终，此案不得不在租界按照西方法律审理，大部分被告获得无罪释放。 《苏报》案的结果意味着反清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党人的言论从地下转向地上，各种进步报刊在租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革命党人的策略开始发生重大转变。1903年11月，万福华在上海试图狙杀广西巡抚王之春，虽然未能成功，但开启了革命党人暗杀清廷官员的先河。 这起事件给了革命党人极大启发，安徽青年吴樾随即写下了万言长文《暗杀时代》。文章提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的主张，将慈禧太后列为第一暗杀目标。 1905年，清政府在革命浪潮的压力下，宣布派遣五大臣出访欧美考察宪政。这五位大臣分别是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和绍英，他们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重用的保守派官员。 这次考察的真实目的并非推动改革，而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压力。清廷拒绝了各界要求加入开明人士的请求，充分暴露了他们＂假改革，真保守＂的本质。 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将五大臣视为打击的重要目标。一位名叫杨毓麟的革命党人，成功获得了五大臣随行翻译的职位，为后续行动提供了重要内应。 杨毓麟凭借翻译的身份，掌握了考察团的详细行程安排。他建议革命党人使用炸弹而非手枪进行刺杀，因为炸弹的杀伤力更大，更容易同时打击多个目标。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革命党人通过海外关系从英国购买了威力巨大的炸药。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他们制作的炸弹只能采用撞针式引信，这也为后来的意外埋下了伏笔。 在确定了刺杀计划后，革命党人需要选择合适的人选执行任务。经过慎重考虑，这个重任最终落在了吴樾身上。 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吴樾和革命同志秋瑾多次前往正阳门火车站踩点。他们仔细观察了站内的防卫部署，研究了最佳的突击路线。 1905年9月24日清晨，正阳门火车站内外戒备森严。整个候车大厅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官员，超过1500平方米的空间被挤得水泄不通。 吴樾身着清朝侍卫服装，成功混入了车站。他的装束和气度让人毫无怀疑，顺利进入了五大臣乘坐的专列。 然而计划在细节处出现了偏差。当吴樾走到第四节车厢时，他的安徽口音引起了其他侍从的警觉。尽管他机智地表明自己是载泽府上从安徽调来的侍卫，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 就在清兵与吴樾僵持之际，火车突然启动。车身的晃动让吴樾失去平衡，撞到了身后的清兵身上。这个意外的碰撞导致炸弹提前引爆。 正阳门车站爆炸案发生后，清廷立即展开了大规模调查。为了确认刺客的身份，他们对吴樾的遗体进行了特殊的防腐处理，并将其陈列在车站的玻璃匣中。 清廷的官员们拍摄了吴樾遗体的照片，印制了数百份在各地发放，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线索。这些照片显示，吴樾虽然腹部被炸得血肉模糊，但头部完好，双目圆睁，面部表情刚毅。 这起刺杀事件让慈禧太后惊恐万分。她立即下令在颐和园加高宫墙三尺，并要求侍卫日夜巡逻，这些痕迹至今仍能在颐和园看到。 然而，清廷的调查始终没有进展。尽管他们悬赏辨认刺客身份，却始终无人能够指认出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到底是谁。 真相直到后来才被揭开。同盟会为了颂扬吴樾的革命精神，在日本东京公开发表了他写给未婚妻的遗书《与妻书》。这封信不仅揭示了刺客的身份，更展现了革命者为理想献身的决心。 吴樾在信中将未婚妻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期望她能继续投身革命事业。这封信的公开发表在革命党人中引起巨大反响，成为鼓舞更多人投身革命的重要文献。 消息传到中国后，吴樾的未婚妻严无畏深受打击。她因体弱多病无法报仇，最终选择自尽以殉情。这对革命情侣的故事广为传颂，孙中山称赞他们＂浩气长存＂。 吴樾的《暗杀时代》成为革命党人争相传阅的重要著作，＂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豪言壮语更是激励着无数革命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