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伟大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孙玉良：终结商鞅与苏绰的统治术】
中国的封建王朝自秦始皇以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孙中山创建民国才终结，不叫皇帝而称总统了。然而，随后中国迎来的是袁世凯复辟与军阀混战，还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在激烈的动荡中又度过了几十年，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才稳定下来。新中国与过去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最大的不同，是政权性质变了，变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为“人民当家作主”了。
革命的初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亿万农奴翻身把歌唱。法院是叫人民法院的，银行是叫人民银行的，医院是叫人民医院的……几乎所有的国家机构，前面都冠以人民二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万岁”是时代的最强音。这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为人民争取到的胜利果实，如何利用好这个权利，使红色江山不变色，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
过去封建王朝的统治，主要用了两个人的方法。一个是商鞅，一个是苏绰。商鞅这个人是个奇才，也是个邪才。说他是奇才，是他用他的“变法”让弱秦发展成强秦，最终由秦始皇完成天下一统；说他是邪才，是他的发心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的所谓“变法”，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把人民驯化成任其驱使的工具。商鞅的“驭民六术”是邪恶的，所谓的“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统治术，使秦国的百姓在思想上、经济上、体力上都被牢牢控制。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工业革命？究其根源，就是秦始皇之后的几乎所有帝王，基本上都延用了商鞅的“驶民六术”，给人民的智慧打上了封印。
另一个堪比商鞅的邪才，是南北朝时期苏绰，他向他的主子西魏宇文泰提出了著名的“苏绰定律”。当宇文泰问他治国之策时，他的答复是“用贪官反贪官”，并且延伸出成套的理论做支撑。“苏绰定律”在封建王朝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贪官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因为皇帝并没有打算真的除掉所有贪官，反贪只是一种统治方式，贪官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枚棋子而已。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利用之，没利用价值了就成为弃子杀掉。封建王朝对于普通人民而言没有真正的盛世，因为人民从来没有过当家作主的权利，张养浩说了一句大实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新中国的伟大，在于改变了政权的性质。那么人民如何当家作主，方法就是行使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包括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民主与自由、法制与平等，这些最基本的人权都是争来的，而不是靠谁恩赐来的。我们有幸生活在新中国，不能允许某些人再拿商鞅的“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邪说害人了，人民群众是不吃这一套的。当今社会已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了，再搞什么愚民之术，阻止人民接受新生事物，那就是反人类思维，必将遭到强烈的反噬。而苏绰的以贪反贪定律，在民智已开的人民群众面前，也注定会成为笑话。当贪官反贪官的案例一桩桩一件件大白于天下时，丧失的是政权的公信力。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黄氏周期律”言犹在耳，伟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民主。实现真正的民主才会避免历史走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无尽循环。何为真正的民主，就是敢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因此，放手开发民智，放手给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利，让亿万人民有权利成为《问政山东》的主持人李莎，中国才会实现“海晏河清”。所谓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当全世界人民都觉得中国好，象唐朝一样来中国留学时；当全世界人民都觉得中国好，争相移民中国时；当全世界人民都觉得中国好，科技人才齐聚中国时，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厉害了，我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