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男子王理琦，以单身身份与姚某1发展为男女朋友。在相处期间，他利用姚某1及其弟弟姚某2的信任，多次以贷款买车及借款为由，骗取二人巨额钱款。直到东窗事发，王理琦的骗局才被揭穿。然而，案件的真相却远比表面复杂，诈骗金额的计算、王理琦的主观恶性、以及他是否构成诈骗罪，都成为了庭审中的焦点。一审宣判后，检方抗诉，被告人上诉，案件最终迎来二审判决。最终法院却这样判！
（来源：裁判文书网）
王理琦，一个已婚男子，却以单身的身份活跃在社交场合。2020年11月，他与姚某1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相识，并迅速发展为男女朋友。
姚某1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对王理琦充满了信任和依赖。她从未怀疑过王理琦的身份，更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家庭。
在相处期间，王理琦对姚某1关怀备至，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
然而，这份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王理琦因为个人巨额债务缠身，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他利用姚某1及其弟弟姚某2的信任，多次以贷款买车及借款为由，骗取二人巨额钱款。
第一次，王理琦以姚某1的名义贷款购买了一辆白色传祺汽车。
他哄骗姚某1录制委托抵押的视频，获得车辆抵押代理授权后，将车辆抵押至车行，套取现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而姚某1却背负上了沉重的车贷负担。
第二次，王理琦又故技重施，向姚某2谎称有朋友在合肥开租车店，可以贷款购车出租获利。
他诱骗姚某2贷款购买了一辆白色大众凌渡轿车，并以同样的方式将车辆抵押套现。姚某2同样背负上了巨额车贷。
此后，王理琦又多次以各种理由向姚某2借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而姚某2出于对王理琦的信任，每次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时间的推移，姚某1和姚某2逐渐发现了王理琦的骗局。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决定报警求助。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很快便掌握了王理琦的犯罪证据。
面对警方的审讯，王理琦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表示自己是因为个人债务压力太大，才走上了诈骗的道路。
他深知自己的行为给姚某1和姚某2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案件被移送至法院审理。在法庭上，王理琦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然而，在诈骗金额的计算问题上，他却与检方产生了分歧。
检方认为，应当以被害人实际承担的贷款金额来认定诈骗金额；而王理琦则辩称自己只是利用了贷款买车和借款的商业模式，并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 那么，以法律的角度该如何看呢？
在一审中，法院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对王理琦的行为进行了审理。该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王理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姚某1和姚某2的信任，多次以贷款买车及借款为由骗取二人巨额钱款，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在主观上，王理琦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却仍然故意实施诈骗行为；在客观上，他实施了诈骗行为，并给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关于诈骗金额的计算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以车辆鉴定价格来认定诈骗金额。然而，这一认定方式引发了检方的抗诉和王理琦的上诉。
在法庭辩论中，检方认为应当以被害人实际承担的贷款金额来认定诈骗金额。
他们认为，被害人因王理琦的诈骗行为而背负了沉重的车贷负担，这些贷款金额是王理琦诈骗行为的直接后果，应当计入诈骗金额。
而王理琦及其辩护人则辩称，王理琦只是利用了贷款买车和借款的商业模式，并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他们认为，应当以车辆的实际抵押价格来认定诈骗金额，而不是被害人实际承担的贷款金额。
最终，一审法院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认定王理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责令王理琦退还违法所得人民币350479.06元给各被害人。
在二审中，法院认为，王理琦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而非民事欺诈行为。
王理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被害人的信任，多次实施诈骗行为，并给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了民事欺诈的范畴，构成了刑事犯罪。
最终，二审法院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以及《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依法作出了终审判决：
一、维持被告人王理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二、撤销被告人王理琦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0479.06元，责令退还各被害人。
三、王理琦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3719.76元，责令退还各被害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