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江苏一男子遵从母亲遗嘱，找到一张20年前的600万存单，前去银行兑换

2015年，江苏一男子遵从母亲遗嘱，找到一张20年前的600万存单，前去银行兑换现金，可银行却态度坚决：都是假的，必须销毁，不予返还。 2013年4月的一个夜晚，在上海某医院的病房里，病重的黄小妹将儿子刘海斌唤到床前。她轻声告诉儿子，在江苏老家的阁楼上放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有留给他的东西。 黄小妹生前在一家普通公司担任会计工作，这样平凡的职业背景让刘海斌并未过多在意这份遗物。2013年5月5日，黄小妹在上海去世，而这个铁盒的存在也暂时被刘海斌遗忘在记忆深处。 直到2015年4月，这个被遗忘的铁盒才重新进入刘海斌的视线。当时的刘海斌已在江苏省江阴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了二十多年，即将调任四川成都双流村担任当地江阴农商银行的行长。 在调任前夕，刘海斌想起了母亲的遗言，专程请假回到江苏老家整理遗物。在打开母亲所说的小铁盒后，他发现了一张面额高达600万元的存单。 这张存单的具体信息显示：发行机构为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编号为1938353，存款人是母亲黄小妹。存单显示存期为一年，年利率为千分之十，到期日期为1995年2月7日。 作为一名银行从业人员，刘海斌对这张存单产生了诸多疑问。首先，600万元在1994年是一笔巨额财富，以母亲普通会计的收入难以解释这笔存款的来源。 其次，这张存单的形式也存在诸多异常之处。1994年的银行存单应该是电脑打印出票，但这张存单上却有大量手写信息，包括存款人姓名、金额大写和时间等内容。 更让人困惑的是，存单上没有注明具体的存款日期，盖章也已经模糊不清，仅能隐约辨认出是江阴夏港信用社的印章。 2015年4月27日，刘海斌的妻子徐红叶带着存单复印件来到江阴农商行，寻求确认存单的真实性。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仅凭复印件无法判断，要求她出示原件。 第二天，徐红叶将原件交给了银行工作人员王建明，并获得了收纳证明。然而当天晚上，银行行长任素慧便致电刘海斌，声称存单是假的，并表示要予以没收和销毁。 银行给出了几个质疑存单真实性的理由：首先，查阅了1994年的财务账册，没有发现这笔存款的记录。其次，存单上没有存款日期和金额小写，经办人私章模糊。最重要的是，1994年的存单应该是电脑打印，而这张却是手写的。 作为争议的焦点，这张600万存单被银行扣留，拒绝归还给刘海斌家属。银行的这一做法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也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江阴农商行不仅没有返还存单，还在2015年7月1日免去了刘海斌的行长职务。这一决定让已在银行工作二十年的刘海斌失去了重要的工作岗位。 为了证实存单的真伪，江阴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30日正式立案调查。在侦查过程中，警方多次找到刘海斌一家进行笔迹比对，但始终未发现可疑之处。 为了更加科学地认定存单真伪，公安机关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无法确定存单上书写字迹的形成时间，也无法确定出纳员和复核员签章处的图文内容。 但鉴定中心倾向认为，存单上的＂江阴市夏港信用社股金专用章＂印文与送检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这个结论给案件带来了新的转折。 在这期间，银行方面提出了更严重的质疑。他们认为刘海斌作为曾在夏港信用社任职十年的中层职员，完全可能利用职务之便获取空白存单和印章，因此怀疑这是一起伪造存单事件。 从2015年开始，刘海斌走上了漫长的法律维权之路。他先后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支付600万元本金和积累的利息。 2019年12月9日，江阴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刘海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刘海斌和其父亲都不能对存款的来源进行详细说明，也无法解释存单上的疑点。 这场官司带来的不仅是诉讼请求被驳回，还让刘海斌承担了67947元的案件受理费。面对不利的判决结果，刘海斌随即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年6月29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再次驳回了刘海斌的上诉请求。判决的主要依据仍然是存单真实性存疑，以及无法证明存款关系的存在。 不甘心的刘海斌继续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1年8月19日，省高院同样驳回了再审请求，这已经是他在常规司法程序中遭遇的第三次失败。 在这六年的维权过程中，案件的焦点始终围绕着几个关键问题：600万存款的来源无法证实，存单形式与当时的规范不符，以及银行账目中没有相应记录。 银行方面的争议点则集中在管理责任上。按照规定，银行需要妥善保管储户存款的存根联，但在本案中，银行表示找不到任何相关记录。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存单原件的去向成为另一个争议焦点。自2015年被银行收存后，刘海斌一家再也没有见过这张存单。他多次请求法院调取原件进行核实，但始终未能如愿。 目前，这起案件已获得检察院受理抗诉，为这场持续六年的纠纷带来了新的转机。这也意味着案件可能获得重新审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