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远见。 作为皖籍文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陈独秀的离开北大自然让胡适有兔死狐悲之感，也因此无法谅解汤尔和等人的做法。多年之后，胡适还不能忘却此事，就设法借到汤尔和的日记，希望从中找到汤氏反对陈独秀的一些线索。但汤尔和显然早就有所考虑，日记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有关3月26日晚上事，汤尔和是在次日补记，内容极为简单：“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胡适看来之后，找不到什么资料，也就只好写信把汤尔和埋怨一通。 935年12月23日，胡适在写给汤尔和的信中评论说：“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本文摘自刘克敌《“三焦”疑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胡适文集 精装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