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的离世，让美国又解锁了一项新成就：唯一一个（自称）见过苏联活勋宗的在世美国总

卡特的离世，让美国又解锁了一项新成就：唯一一个（自称）见过苏联活勋宗的在世美国总统，居然是美国现任总统。但凡他晚走个20来天，美国都将错过这项成就。我们都习惯称其为“美仁宗”、“好人卡特”、甚至是“美国最好的前总统”，但他的离世对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这其实本身就能说明这位前总统的遗产早已先于他消亡，或是李代桃僵成了他人之功。他的离世只相当于再次提醒了我们这样的消亡。

卡特也许是美国总统里最后一任真心信奉那些灯塔价值观、并且致力于去践行这些价值观的人，他曾经公开批评美国已经背离了杰斐逊、威尔逊等先总统的理想，简单地以冷战意识形态区分敌我，让多少真正的独裁政权仅仅凭借一句“反gong”，就能掌握轻松拿捏美国的通关密码，让美国在多少国际事务中既虚耗了政治资源，又透支了国际形象，反而丧失了抵御真极权主义威胁和鼓舞民心士气的有效手段。他曾在竞选中激情澎湃地宣称要重新树立起美国“勇欢、有同情心、正直、以及忠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观，只有道德才是美国扩大和施加自身影响力的最好基础。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卡特无疑是个冷却者，他并不认可“世界革命”的理念，我们也不指望他作为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能开悟到去认可这样的理念。但他确实acknowledge了这个理念是如何地“存在即合理”，认识到了革命的根源在于压迫。他一再呼吁，只有真正举起人权与自由的大旗，去促使乃至不惜施压盟国友邦们去真心认可、有效推动这样的价值观，才能消除这样的“世界革命”。

也正因为认知达到了如此水准，卡特政府的全球布局才成为了总统本人真心信奉、能够自上而下推行的价值观外交，而不是后任们的挂羊头卖狗肉，卡特短短四年的总统履历成为了追求道德与和平的浓缩。他与勋宗以应对核威胁破题，进一步缓和冷战对峙的紧张，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梳理美国全球战略格局中的敌我友关系；他敢于公开承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柬埔寨、智利等国家负有暗杀、颠覆、暴乱等一系列罪行，并对此表示忧虑；他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迂回性调和阿以关系，探索两大民族在中东区域共存的方式；在非洲大陆呼吁消除种族隔离，直到晚年他都念念不忘自己自幼就亲身经历过的那些肤色间的不平等。

也正因此，卡特政府的价值观外交也具有着鲜明的“端水”特征。他不谋求在任何一个方向快意恩仇，扎扎实实的日拱一卒也好过口惠而实不至的搞个大新闻。比如以中东问题为例，当卡特雄心勃勃地试图探索根本解决之道时，面对矛盾丛生又会灵活掉头，先以埃及为突破口，对以色列能外交承认的国家，有一个算一个，并促成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相关承诺，让谈判桌双方的交易互相留有余地。

同时，不管怎么说，在苏攻美守的特定历史时期，卡特的一系列政策不仅避免了美国不必要的国际义务对国力的损耗，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美式价值观在全球的形象，很多看似背离了帝国主义外交传统的手法，反而有利于美国更好地达成自己的目标。正像卡特离任时，有历史学家盘点他的中东政策，给他送上的评价：他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他试图打破美国的传统政策，但最终实现了这一传统的目标，即瓦解阿拉伯联盟，排挤巴勒斯坦人，与埃及建立联盟，削弱苏联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又岂止是中东呢？可以说，卡特的一系列布局，对美国最终赢得冷战堪称奠基。但又要实事求是的说，如果还是卡特继续执政，美国也未必会以本位面的姿态赢得冷战。由此又延伸出一个问题：当美国在无论是财政、外交还是军事，都以80年代那样的扩张姿态赢得了冷战，对美国真的就是好事吗？

更何况卡特离任后还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对话和公益活动，亲赴不少冲突和贫困地区发挥余热，让他被评价为“美国最佳前总统”。反而在美国日趋走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过程中，成了不经意的参照系，提醒着大家，这个super power与自己主张是如何渐行渐远。卡特的身份越来越只代表他个人，而不是他想代表的国家，“好人卡特”日益成为了“坏蛋美国”的一体两面。

总之，如今的美国，属于他的一切都已消亡。但是我相信他还会被很多人铭记，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时时回望向他，会想起曾有那样一个“好人卡特”，他曾有那样五彩缤纷的理想，进而穿透理想，看到现实中的那片废墟，想到那片废墟本被设计的模样，和其他世界历史一样，成为酷爱以史为鉴的东方民族走向星辰大海的宝贵案例。最后回到本文开头，愈发觉得这是一种天意，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一定要让美国解锁出这项成就：“唯一一个（自称）见过苏联活勋宗的在世美国总统，居然是美国现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