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一共进行了112次，共计考中26846人，平均算下来刚好是一年100左右

清代科举一共进行了112次，共计考中26846人，平均算下来刚好是一年100左右。按嘉庆道光以后，清代人口四万万，一年100位进士；光绪九年参加会试16000人，考中者308人，这比例比现在高考可难多了。

这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当中，也的确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第一个是关于台湾的政策福利。乾隆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就是从台湾省来参加会试的举子，每十个人就必须选一个。这可是巨大的优惠政策，因为在很多省份、府县，有时候去参加会试的有几百人，但一个没中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而台湾省只要来的举子超过十个就肯定有人能中，这政策扶持力度可是不小。

在科举中最难的肯定要数“连中三元”，就是首先在本省乡试考第一，叫解元，明代唐伯虎就是江南省乡试第一，所以又称唐解元。其次要在来年的礼部会试中考第一，叫会元（听着有点儿像VIP）。最后则要在殿试中得第一，称状元。

整个清代科举中，连中三元的只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得了解元和会元，不过在殿试的时候考得差强人意，但也属前十名的水准，乾隆看了他的文章后，可能是由于他当时心情比较好吧，就说道：“这个人已经连中两元了，朕就姑且让他连中三元吧！”于是这个人就成了连中三元的士子，当然，这个状元在以后的官场生涯中肯定也会格外感念乾隆的“天恩浩荡”。乾隆这样做可能也跟他什么好事儿都想占一点的性格有关吧。

清朝入关后的首位状元是顺治朝的孙承恩。当时殿试过后，考官们将选出来的比较优秀的十篇考卷送到顺治帝前，让他点状元、榜眼、探花。顺治看到这个孙承恩的文章，格外喜欢，就准备把他点为状元。正欲下诏时，顺治突然想到了另一个人，就是前一时期发配遣戍了一个不法官员，叫孙旸。顺治就有疑问了，心想这个孙承恩和孙旸是不是一家人，如果和犯官是一家人，那这个状元就很难了。于是顺治下令，命大学士王熙立即去查明。王熙不敢怠慢，就立刻骑马，疾驰到了孙承恩的住处。王熙把事情告诉了孙承恩，然后各种明里暗里地暗示他，叫他想好了再回答，原话是“今升天、陈渊决于此一言”，就是说你的前途现在就取决于你一句话，说好了你就飞黄腾达，说不好你这辈子就完了。

孙承恩也是沉思了很久，然后说道，“孙旸和我是一家人”。王熙听后叹息了片刻，说“你这句话决定你一生的命运，你可再慎重考虑”。孙承恩说，“就这样吧，中堂大人，您就如实禀明圣上吧，我和孙旸是一家人”。王熙很遗憾，也很惋惜，他觉得孙承恩这个状元是肯定做不成了，就赶紧骑着马回到御前，向顺治禀明了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已经是四更天，顺治还在秉烛等待着王熙来报告。当王熙禀明情况后，顺治帝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还是由孙承恩来做这个状元，说道，“这个人很忠诚，很正直，就是他了！”

乾隆的时候，有个状元叫王杰，是陕西人。本来的情况是，殿试结束后，考官们集体拟定的状元是赵翼，王杰为探花。送到御前让乾隆做决定的时候，乾隆就问了，“赵翼是什么地方人？”考官们答，江南人。又问，“王杰是哪里人？”考官答，陕西人。

乾隆听后说道，“江南状元已经很多啦，陕西还没有一个，这次就让这个王杰来做吧”。于是王杰就由拟定的探花变成了钦定的状元，赵翼就成了第三名，而这个王杰也是有清一代唯一一个来自陕西的状元。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时期状元最多的是江苏省，一共出了49个状元，而陕西、河南等地，只有一个。

光绪的时候，有个状元王寿彭，他参加科举这一年，正好是慈禧六十大寿，考官们一看这位士子名字中有一个“寿”字，很吉祥，就拟定他做了状元。

还有光绪三十年清朝的末科状元，叫刘春霖，好巧不巧这一年天下大旱，他的名字当中又是春天的甘霖，于是就点了他做状元。

看了这些状元的故事，您可能会觉得，科举考试这么严肃的事情，这些选状元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儿戏呢？这些被选中的状元是不是太侥幸了，命太好了，完全看运气呢？

其实不是，您要想，这些人都是从乡试、会试、殿试当中层层选拔出来的，这些人当中谁能做状元，其实很大一部分都看临场发挥，因为到了这个层次了，大家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人，没谁能差到哪儿去。

其次是殿试过后，主考官们会从参加殿试的所有文章当中，选出最优秀的十篇，送到御前让皇帝御览，考官们还要拟定前三名的人选由皇上决定名次。这等于说是将所有士子当中最优秀的三个人选出来让皇上决定，理论上这三个人，谁能当状元就不是文章所能决定的了。

总结最后的道理就是，能不能考中进士，全靠自己努力，但能不能考中状元，则要看命运的安排。意思就是在某种程度以内、某一层次当中，努力是有用的，但要想能更进一层，则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

把自己能努力做到的事情，做到最好，其他的，就听从命运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