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提出：“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谁知他刚出发，蒋介石就死了！ 1975年春天，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个震撼的消息让许多曾经的战犯感慨万千：毛主席决定特赦所有在押战犯，并给予他们去往任何地方的自由。 这是新中国最后一批战犯特赦，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而在这些被特赦的人中，有一位的选择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曾经以冷酷无情著称的军统特务周养浩。 获释后，他并未选择留在大陆，而是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请求：“我要去台湾，投奔蒋先生！”然而，他的这一选择并未如愿以偿。 周养浩190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父亲作为一名武秀才，为他营造了浓厚的教育氛围。 少年时期的周养浩聪明伶俐，十三岁时考入浙江省立衢州第八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此后，他在家乡担任小学教员。然而，这样平凡的生活并未能满足他的野心。很快，他被卷入了国民党的政治体系。 在“四一二清党”后，周养浩进入了国民党江山县党部，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在这里，他结识了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 通过毛超群的牵线，周养浩逐渐接近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不久后，他考入上海法学院深造，成为著名法学家沈钧儒的学生。 在上海，他加入了“抗日救援会”，并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受到关注。毕业后，他迅速抛弃了原配妻子，与毛超群结婚，由此进入了军统这个由戴笠创建的情报特务组织。 凭借冷静的处事风格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周养浩在军统内部快速崭露头角。他外表儒雅，常穿长袍、戴金丝眼镜，被称为“书生杀手”。 然而，这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冷酷无情的本性。在他的军统生涯中，他表现出对敌人极端的残忍，尤其是在担任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期间。 息烽集中营是军统用来关押和迫害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的“黑暗地狱”，据统计，在这里被迫害致死的囚犯多达600余人。周养浩正是这一切的直接实施者。 1949年，他的残忍再一次震惊了全国。这一年，他策划并执行了对杨虎城将军一家的灭门惨案。 他指使下属将杨虎城、其家人以及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家押送到重庆松林坡别墅，将他们全部杀害。这一残暴行径令无数人为之愤怒，而周养浩也因此被列为新中国重点清算的战犯之一。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政权崩溃。1949年底，解放军逼近昆明，周养浩试图通过昆明机场搭乘军统专机逃往台湾。 然而，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已宣布起义，并封锁了所有机场。失去退路的周养浩最终被捕，与其他军统特务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这座曾是军统用来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如今成了这些特务们的牢笼。 周养浩被捕后，被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性格顽固的一面彻底展现出来。他不仅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在提审中多次试图用自己学过的法律知识为自己辩护。 他表现出的“积极改造”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抗拒。而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一些战犯如沈醉和杜聿明。这些人通过深刻的反思和改造，逐渐获得了政府的信任，甚至提前获得了特赦。 1975年，毛主席决定对所有战犯实行特赦。这一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人道主义考量。毛主席认为，这些人已被关押二十多年，大多数人年老体弱，继续关押已无意义。于是，包括周养浩在内的293名战犯获得释放。 特赦后，周养浩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他并未选择留在大陆，而是提出要去台湾与蒋介石团聚。他坚信，自己为国民党做出的“贡献”会让蒋介石重新接纳他。 然而，命运却再次对他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他准备动身前往台湾时，一个消息传来——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周养浩的幻想彻底破灭。 尽管蒋介石已去世，周养浩仍然希望前往台湾与家人团聚。他被安排前往香港，准备从那里转机。 然而，台湾当局对这些战犯的态度却异常冷漠。蒋经国接任后，担心这些特赦战犯是共产党派来的“统战工具”，拒绝接纳他们，并要求他们必须公开发表反共声明，还需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 这种侮辱性的要求让周养浩感到无比愤怒。他意识到，自己过去效忠的国民党不仅不愿接纳他，反而对他充满了怀疑。 在香港滞留的140多天里，周养浩的希望逐渐被磨灭。同批的一些战犯甚至因精神压力过大选择了自杀。这种无助的状态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反思。他逐渐明白，新中国给予的宽容与支持，才是他能够活到今天的原因。 最终，周养浩放弃了前往台湾的计划，选择去美国投奔女儿。在临行前，他特意向中方工作人员询问：“如果我在美国生活不下去，是否还能回到中国？”工作人员的回答让他深受触动：“你是自由人，随时可以回来。” 晚年的周养浩，逐渐意识到新中国对战犯的宽容政策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他多次感慨：“如果没有毛主席，我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