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过年了，弟弟来电话和我商量，再给老家的堂哥们寄点钱。堂哥们都比我们大十几二十岁，而今都奔七十了。我们念书之后都从老家出来了，现在和堂哥们有着几千公里的距离,平时的联系更是少。 七十年代末，我们家住在县城，日子不富裕，家里最早是两间平房，后来孩子多了，父亲想在旁边加盖一间房。那会儿，建房全靠亲戚帮忙，父亲写信让乡下的堂哥们来。 堂哥们坐了大半天绿皮火车赶来，一下车，肩上扛着行李，手里还提着几把粗糙的棕刷子。他们一到家，就撸起袖子开干，搬砖、砌墙、搭房梁，忙得满头大汗。父亲请人留了顿好饭，可他们却舍不得多吃，总是说：“多留点给孩子们吃。” 有一次，堂哥偷偷掏出一块他们带来的红薯干塞给我：“囡囡，别跟你妈说，赶紧吃！”那是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的干粮，却给了我这个小丫头。 父亲给了他们一些粮票和现金，堂哥们推辞半天才收下，说：“咱是亲戚，不是为钱来的。” 后来我们搬回了老家，但和堂哥们的联系反而更少了。他们住在乡下，离我们县城还有百十多里，坐汽车都得三个多小时。再加上八十年代末，父亲下了岗，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见亲戚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再之后，堂哥堂嫂们为了点地和房子闹得不可开交，父亲当然选择支持自己的哥哥，得罪了堂哥们，于是和堂哥们的联系，几乎断了。 父亲晚年随我们搬到城市，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他弥留之际，他们特意从乡下赶了几百公里来看望，来回折腾了一天一夜。他们提着几袋农村的土特产，走进病房时头发已经白了一半。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肩膀已经不再结实，手上也满是老茧，他们老了。 父亲去世后，我们渐渐有了点能力，但堂哥们的日子却更难了。他们的孩子大多读书不多，早早务农或外出打工，自己又干不动活儿，靠一点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 “寄点钱吧，就当咱们记得他们当年的情分。”记得第一次，弟弟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愣住了。几十年过去了，情分还在吗？我们寄过去的这点钱，会不会显得唐突，甚至刺痛堂哥们的自尊？ 可转念一想，小时候那块红薯干、那间用砖瓦垒起的房子、堂哥们赶来看父亲时带来的那几袋土特产，这些画面一股脑地涌上心头。那份亲情，不是没有了，只是被时间埋在了深处。 “寄吧。”我对弟弟说，“咱不能忘了他们。” 那一年寄钱，堂哥们回了一通电话：“收到啦，买了点肉，咱今年过年桌上能摆几盘好菜了。谢谢你们，还记得我们。” 听到这话，我突然有些哽咽。我们寄去的不过是一点点钱，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份年夜饭的温暖，一份我们没有完全断了的牵挂。 后来，每年过年前，弟弟都会问我，我们没有商量过该给多少钱，但每次寄钱后，心里都会变得安稳许多。 堂哥们的生活还是很难，乡下的日子没有多少改善，可他们的感谢和热络，像是让我们又重新找回了那份曾经稀薄的亲情。我知道，这份钱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但却能在他们过年的时候，带来一点久违的团圆和喜悦。 前几天堂哥们又来电话：“咱几家人今年合着买了头猪过年，这下热闹了！你们要是回来，就好了。” 堂哥们老了，我们也不再年轻。亲情，总是在失去和沉寂中变得更加珍贵。我们能做的不多，但能寄的，也不仅仅是钱，还有一份心意、一点弥补，甚至是一点对自己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