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09 刑法对《恶意欠薪罪》的诠释 《恶意欠薪罪》相关评论： 2010年8月，现行《刑法》面临较为全面的修订，修订草案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将“恶意欠薪罪”和“危险驾驶罪”写入其中。此修正草案将在本月下旬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 将“恶意欠薪罪”写入《刑法》，人大代表、劳工专家以及公共舆论呼吁已久，认为它是解决当下普遍存在的“讨薪难”的急迫之举；尽管这中间一直存在法理上的争议，但总起来看，是赞成的声音大占上风，也更获得民意的支持。 如今眼看“恶意欠薪罪”将成现实，人们理所当然难掩兴奋之情，但此时需要提醒的是，“恶意欠薪罪”之于解决“讨薪难”的作用可能并不会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乐观。 首先就“可操作性”而言，如果说“危险驾驶罪”如醉驾，因为情节、证据较易确定而较具有“可操作性”的话，那么“恶意欠薪罪”则不然———何谓“恶意”？如何判定“恶意”？恐怕会大费周章。让人担心的倒不是“恶意欠薪罪”可能被“扩大化”，而是在证据难以成立或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下，真正的“恶意”会轻松逃脱。 其次，需要重新反思一下，为何要设立“恶意欠薪罪”———不是有《劳动合同法》来保障工人的工资权益吗？不是有劳动监察部门维护工人权益、查处企业不法行为吗？而现实却是工人的权益依然得不到保障，说到原因，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执法不力”，而“执法不力”又有两种情形，一是执法力量不足，二是执法者偏袒企业；再加上“欠薪原因复杂、情况多样，走法律程序解决，时间长、成本高”（中国劳动法学会副会长郭军之语），所以非要设“恶意欠薪罪”不可。但问题是，设立“恶意欠薪罪”之后，上述种种就从此一并消失了吗？如果情形依旧，又如何敢说“恶意欠薪罪”不会陷入同样的窘境？人们只看到“恶意欠薪罪”对那些无良老板的威慑力，而可能忽略了，如果它并不落到实处，所谓“威慑力”就只是一个假设；而反过来，如果每项法律都能落到实处，公权力能够尽职尽责而且不被寻租，那么《劳动合同法》中现有的赔偿性条款，未必不能让无良老板望而生畏。 设立“恶意欠薪罪”，不如设立一个“行政不作为罪”。有人说设立“恶意欠薪罪”之后，将改变由弱势的工人与强势的企业直接博弈的情形，而改由强势的政府或司法与弱势的企业角力，胜负之势显而易见。且不去质疑司法介入的“动力”在哪，此话倒是点出了“讨薪难”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政府、企业、工人之间，只有强弱，没有平等；工人在企业面前的弱势是不正常的，企业在政府面前的弱势同样不正常。 恶意欠薪罪纳入刑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