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登基为帝后，便下令所有人不得说“猪”这个字。 在中国历史上，能从布衣身份走到九五至尊的皇帝并不多见。朱元璋正是其中的代表，他出身寒微，早年曾在皇觉寺当和尚，经历过饥荒、战乱，甚至还要四处化缘讨饭为生。 这样的出身让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挑战。与其他王朝的开国君主相比，他缺少世族门第的背景，也没有贵族血统的加持。 因此，在1368年正式登基称帝后，朱元璋立即开始了一系列巩固皇权的举措。在这些举措中，避讳制度的颁布尤为引人注目。 朱元璋下令，全国上下不得随意使用与皇帝名讳相关的文字。这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朱＂字，因为这个姓氏将会是明朝皇室的世代传承。 由于＂朱＂字与＂猪＂字谐音，这个避讳令在民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农耕社会中，猪是最重要的家畜之一，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 诏令明确规定，凡是在公共场合、正式文书中出现的＂猪＂字，都必须改用其他替代词。违反者轻则受到惩戒，重则可能遭受牢狱之灾。 这样严格的规定背后，体现的是朱元璋对皇权尊严的维护。作为一个出身草根的皇帝，他比其他帝王更加注重权威的建立。 避讳制度的实施，也是一种政治手段。通过改变百姓的日常用语，让所有人时刻谨记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在朱元璋的统治时期，避讳制度不仅限于＂朱＂字。他的原名＂重八＂中的两个字，以及登基后的年号＂洪武＂，都被列入避讳范围。 这种严格的语言管制，从官府衙门到街头巷尾，从文人士子到市井百姓，都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人不经意的一句话，都可能因为触犯避讳而招来祸患。 朱元璋的这些规定，为后世明朝皇帝树立了榜样。此后的每一位明朝皇帝登基，都会延续这种避讳传统。 避讳制度成为了明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控制语言文字的使用，皇权得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制度虽然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朱元璋统治的铁腕本色。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最终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从某种程度上说，避讳制度的严格程度，恰恰反映出朱元璋对自己草根出身的敏感。正是这种敏感，促使他建立起了一套更加严密的皇权维护体系。 在明朝初年，＂猪＂字的避讳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集市上的叫卖声，从此再也听不到＂卖猪肉＂的吆喝。 面对这样的情况，民间很快就发明了各种替代说法。最常见的叫法是＂者者＂，还有人称之为＂豚＂或＂大肉＂，这些都成了当时的约定俗成。 对于以宰杀、贩卖猪肉为生的屠户来说，这个避讳令带来了特殊的挑战。他们不得不改变祖辈相传的行业用语，在交易时格外小心谨慎。 一些地方的屠户开始用＂大＂来指代猪肉。比如要问价格，就说＂这大几钱一斤＂，买卖双方心照不宣。 各地方官府对避讳令的执行非常严格。官府会派专门的衙役在集市上巡视，一旦发现有人说了违禁的字眼，立即拿办。 处罚的条例也十分严厉。轻者罚款责打，重者可能会被流放边疆，甚至有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但在实际执行中，各地方言的差异反而成了避讳的一个缓冲。有些地方的方言里，＂猪＂的发音本就与官话不同，这在无意中帮助当地人避免了一些麻烦。 文字记载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正式文书中，＂猪＂字往往用＂豕＂字代替，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专门用来表示猪。 一些地方还发展出了独特的替代方案。例如有的地方把猪叫做＂家六畜＂，因为在传统的六畜中，猪是最常见的家畜。 商贩们也想出了各种巧妙的说法。卖猪仔的会说＂卖小六＂，卖猪肉的会说＂卖大肉＂，这些说法既避开了忌讳，又让人一听就明白。 地方志和官方文书中，关于畜牧、屠宰、肉食的记载也都经过了特别处理。文书中经常使用＂六畜＂、＂肉品＂等模糊的说法来替代具体的称呼。 为了确保避讳令的执行，各地衙门都设立了专门的检查制度。不仅要检查口头语言，连招牌、账簿上的文字也都要仔细审查。 民间对这些规定的应对，展现出了中国老百姓的智慧。他们既遵守了朝廷的规定，又想出了各种方便实用的替代方案。 这种变通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虽然不能说出那个字，但人们依然能够顺利地进行日常交流和商业活动。 时间久了，这些替代词开始在民间固定下来。即使在管制不那么严格的地方，人们也习惯性地使用这些新词。 这种语言上的调整，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语言政策与民间生活的微妙关系。老百姓在严格的政治管控下，依然保持着生活的灵活性。
啊呀呀
老朱只顾自家子孙，把天下人当佃农，后来文官集团和乡绅阶层反弹那么大也和老朱的做法有关，以前皇帝不管与军事集团、豪强世家还是士大夫，都可以说共治江山，到明朝谁都是你老朱家奴才，谁吃的消。包括清朝能迅速定鼎天下，南明连晋宋两朝划江而治都做不到，也是因为明朝宗室失尽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