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团部几乎看不到少尉。参谋干事都是中尉，上尉都是股长。大尉仅有三个，一个是卫生队长，一个是后勤处长，一个是副参谋长或政治处副主任。仅有的几个少尉，一个是司令部的保密员，一个是收发员。再有就是卫生队的医助。 在五六十年代，军队的团部几乎看不到少尉的身影。大多数团部的参谋干事都担任中尉或上尉的职务，而股长这个职务更是上尉级别的。 少尉的数量极为稀少，通常出现在一些特定岗位上。团部的少尉，往往只是担任一些辅助性质的工作。比如，司令部的保密员和收发员，都是少尉的职务；此外，卫生队的医助也仅仅是少尉的军衔。 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授衔过程中，除了团以上的军官授衔情况外，尉级军官的授衔则显得复杂且差异化较大。 特别是对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军人来说，授衔的标准和结果并不统一。相较于团以上的军官，尉级军官的授衔则充满了特殊性和不同的历史背景。 在解放军的军衔体系中，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便是军衔授予的基准时间和入伍时间的关系。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期间入伍的军官来说，他们普遍只能获得较低的军衔，多数只能是连级或营级军官。 尤其是那些在1944年到1945年间入伍的军官，他们的军衔更为普遍的是中尉和少尉。尽管这些军官在各自的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但由于当时军队急需人员，且许多军官年纪较轻或军事经历不足，因此他们的军衔常常无法与战功挂钩，授衔的标准较为简单。 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军官，尤其是1949年左右加入的人员，其军衔授予情况也具有显著的层次化特点。 那些在1949年后参军的军人，尽管有些人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如杨育才等人，甚至获得了特等功，但在1955年授衔时，这些军官的军衔大多为中尉，少数为少尉。 杨育才作为典型例子，尽管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时，他的军衔也仅仅是中尉。这一现象反映出解放军在授衔时的标准不仅仅依据战功，更受限于入伍时间和部队结构。 此外，解放军在1955年授衔时，对于军官的晋升机制也逐渐明确。尉级军官普遍能够按三年一增衔、四年晋级的规则进行晋升。对于那些年限较长的军官，尤其是有一定经验的军官来说，他们的军衔能够较快地得到晋升。 1955年授衔时，那些大多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军官，通过晋升的方式，他们普遍能在几年的时间内晋升至上尉或大尉。 而对于初期参军的人员，尤其是在1950年代中期入伍的军官而言，授衔时的等级普遍较低，许多尉官在当时的晋升过程中只能依靠战斗经验和任职级别来逐步提升。 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军衔授予则有着另外一套标准。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吸收了大量的技术官兵，这些军官大多是从国民政府或其他系统转业过来的，他们多是工程师、医师、军事教官等专业人员。 根据当时的军衔评定制度，这类技术军官的基准军衔通常为中尉或上尉，而拥有较高学历的军官则有可能直接授予上尉。此举的背后，体现了军队对专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等重大战争中，技术军官的作用举足轻重。 与此同时，部分从事技术工作或军事指挥的官员即使服役年限较短，也能根据其工作岗位和技术背景获得较高军衔，这种差异化授衔的做法在当时的解放军中得到了普遍接受。 至于解放军的晋升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尉级军官的晋升逐渐规范化。1955年授衔时，除了一部分特殊人才外，大部分技术性军官通过逐步晋升的方式，到了1965年军衔制度取消前，他们大多已经晋升为上尉、少校或以上级别。 这一过程表明，解放军的军官队伍在当时虽然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背景，但在体系建设上逐步走向正规化，尤其是在技术军官的培养和选拔上，解放军能够为其提供较为优越的晋升和发展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一些基层军官对军衔晋升的差异表示过不满，但他们在军队正规化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技术军官作为支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不仅推动了部队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为后来的军事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徐平著. 《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 1955-1965》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