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佟麟阁、赵登禹壮烈殉国，第二十九军兵败北平南苑。鉴于形势需要，老蒋急派孙连仲率部驰援，不料却遭到宋哲元的断然拒绝。 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对于拒蒋之举，宋哲元说了一句让众将领哑口无言的大实话：“中央军要趁着这个好机会进了平津，等到把日本人打跑了，他们赖在这里不走，这平津、华北，还是我们的吗？” 关键时刻，宋哲元一味只顾小集团利益，置国家命运、民族大义于不顾，就此一点，就说明他是一个自私愚蠢的旧军阀。 南苑失守之后，正常的操作，正确的做法，要么是死战不退，要么是战略转移，可是宋哲元不甘心就这么丢了平津地盘，竟然走了一步既拙劣又愚蠢的臭棋，大部队撤走的同时，他把麾下的张自忠留了下来，要他设法与日本人周旋。 对于宋哲元的心思，日本人看得最为透彻。 日本大特务今井武夫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晋察军（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曾是拥戴冯玉祥为军长的旧西北军残部，自从冯反蒋战争失败屈服于国民政府后，被编入国民政府军的，一向被当作杂牌军看待，被安置守备热河、察哈尔等边境，长期不受重视，心怀不满。 然而，这次想不到，根据《何梅协定》，时来运转，开到平津繁华地区，掌握了军政大权，部队也享受到从未有过的经济上的宽裕。是值得讴歌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无论如何这是不可多得的幸运。因此，万一在这时候日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他们深深懂得马上就会被赶到其他地区，从幸运的宝座上滑下来。所以他们不得不从本身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 张自忠明白被留下来意味着什么。 大部队撤走，临别之时，他握着秦德纯的手，百感交集地说：“卢沟桥枪炮一响，你和宋长官成了民族英雄，我怕得成汉奸了。” 秦德纯安慰他说：“这场战场才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变数大得很。俗话说，盖棺才能定论嘛。” 张自忠听了，无言以对。 就这么留下来之后，张自忠究竟有没有私心呢？ 恐怕小集团以及个人的私心，多少还是有一些的。 这就导致了一开始他的所作所为，既天真，又盲目，且愚蠢。 何以这样讲呢？ 他一上任所谓的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就把当时北平城里的大汉奸江朝宗、潘毓桂、陈觉生等人全部请进了政务委员会，然后和日本人各种谈。 此举一出，世人对张自忠痛加辱骂，怒斥他是当代张邦昌、吴三桂。 日本人见状，火上浇油，整天上门逼着张自忠通电反蒋，公开落水做汉奸。 意识到再无法周旋下去，无奈之下，张自忠只好偕副官躲进东郊民巷德国医院，同时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意思就是说：周旋这事到此为止！二十九军跟日本人没什么可谈的了。 日本人有自己的节奏，根本不受张自忠影响，这边他刚宣布辞职，那边，五千日军就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了城里，北平就此陷落。 直到这时，张自忠才彻底意识到自己以及宋哲元全被日本人耍了，如此这般地留下来，谈来谈去，二十九军非但一点好处没得到，地盘全部吐出来，自己反而还背负了汉奸骂名。 到了这种境地，不做汉奸，只有一条道可选，那就是逃。 为此，张自忠的副官潜出北平，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三十八师老部队。 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急切地问：“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自带四百便衣到北平城外迎接他。”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九月三日凌晨，张自忠一身工人装束，在美国友人福开森、爱国商人赵子青和部属的帮助下，终于成功避开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逃出北平，潜往天津。 然而，誓不做汉奸的张自忠，在一路南下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国人、袍泽的谅解。 在潍县，曾在张自忠的学兵大队受训的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汉章，在酒宴上讽刺张自忠：“以前你来学兵大队训话，要我们多读圣贤之书，你自己都学了些什么呢？” 到了济南，老袍泽韩复榘也一反常态，没有派人到车站迎接。这还不算，当张自忠到韩复榘的私邸，副官进屋禀报时，韩复榘竟故意扯着嗓子大声呵斥：“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来见我干啥？” 韩复榘嘴上骂得欢，实际上他也不抵抗，但是那时候他比宋哲元、张自忠要现实的多，日本人大兵压境，他没想过既要地盘、又要部队，还不当汉奸，所以，那个时候，他有资格骂张自忠。 老蒋得知张自忠滞留在济南，下令将其押送南京。 韩复榘还算够意思，没有执行命令，只是将张自忠监视起来，等冯玉祥来。 冯玉祥到来后，代张自忠给老蒋写了一封表明心志的信，老蒋接信，未做表示，而外界对张自忠的责难，依旧群情汹汹。 在这种背景下，张自忠最终选择了去南京，勇敢面对。 到了南京，因为心境凄苦，张自忠染上了鸦片毒瘾，如坠深渊。 就在这个时候，他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李宗仁。 起初，张自忠不敢去见李宗仁，他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 李宗仁颇为感慨，一再诚邀，他才去。 李宗仁对张自忠说，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 正是因为有李宗仁极力为其剖白，老蒋最终才同意张自忠回到自己的部队。 经此屈辱波折，张自忠知耻而后勇，1940年以死报国，演绎出了抗战中最荡气回肠的一幕燕赵悲歌。
